2013年以来，中国一贯高企的投资增长率出现趋势性下滑，到今年前8个月，投资增长率已经只有16.5%。如何看待当前投资增速的放缓？记者就此专访了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
《经济参考报》：您如何看待今年以来投资持续下滑？
刘伟：中国的投资需求数据一度很好看。2008至2012年，连续五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都在20%以上。增长率很高，但主要是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推动的。以政府为投资主体，第一没有市场效率，第二不可持续。中央政府财政赤字占G D P的比重现在已经到达2%以上，高的时候达到了2.8%。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地方债务的风险越来越大，已经引起中央高度关注，还有多少财力继续投呢？这就有可能导致投资需求不可持续，关键是企业的力量不够。
大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创新力不够，有钱也找不到新的投资机会。在原有产品结构不升级的情况下，投资就是重复建设，重复建设就是泡沫。小企业是需要投资的，但没有正常的融资渠道，2013年上半年民间借贷综合贷款利率超过了15%。大企业有钱投不出去，小企业想投没有钱，所以必须依靠政府来投资。投资需求把政府高度套牢，在政府择机退出之后，企业力量没有跟进，那就必然引起投资增长的回落。
《经济参考报》：如何认识投资增长率趋势性下滑？
刘伟：从需求结构上看，新世纪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由出口和投资拉动，2007年以前是出口和投资，而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则更多地依靠投资拉动。目前在我国的国内总需求中，投资或者说固定资本形成所占的比重已经达到50%左右，而在大多数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这一比重都在30%以下。即使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在高速增长阶段时达到40%以上的也很少。日本在高增长阶段，1970年这一比重最高曾达到39.5%，现在已经回到30%以下。这种高积累对我国一定时期的高增长具有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投资效率降低、产能过剩以及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等一系列问题。而从经济发展阶段上看，伴随着生产结构的变化，需求结构也必然要发生变化，第三产业的地位提升需要在最终需求方得到居民和政府消费的配合。因此，在需求领域，由资本拉动转化为消费拉动也是我国由上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选择。
《经济参考报》：那么，如何根据经济发展的新形势调整需求结构？
刘伟：调整最终需求结构比调整产业结构更加复杂，因为最终需求的形成需要有各个收入部门，包括政府、企业、居民、国外等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来支持，而这种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实际上就是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格局，最后形成了国民收入的最终使用。现在我们用基尼系数和居民收入组反映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只是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居民部门内部收入分配中的问题。但在实际上，如果从整个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也就是宏观分配的角度上看，形势同样是严峻的。 问题在于各级政府为了实现经济总量的扩张，在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上，政策取向是鼓励投资，从而导致收入向政府和企业资本倾斜，由此导致居民部门的收入不足，消费增长乏力，而由投资形成的过剩生产能力尤其是消费品生产能力不能被充分消化，事实上形成了无效生产，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因此，对于投资活动，不应只看到它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还要看到过度的投资事实上是在浪费经济增长的成果。
对于各级地方政府而言，他们更关心的是增加投资，由投资带动增长，再用增长的成果来改善民生，如果没有投资带动的增长，那么改善民生也面临问题。但是，如果所有的地方政府都是这种政策取向，在国民经济层面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投资和消费的失衡，而且这种失衡是逐渐形成不断扩大的，短期调控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可能因为动作太急造成现存的产业链和资金链断裂，对经济增长产生更大的冲击。
所以在调节国民经济的需求结构中，主要应依靠中央政府对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调节，由此影响到国民收入的支出结构和需求结构。同时，各级政府自身支出结构的调整同样也可能影响到最终需求。因为在最终消费中，不仅包含居民的最终消费，还包括政府以公共服务方式提供给社会的政府消费，如有关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就属于这种消费。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阶段性目标，是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从我国人均收入水平的发展趋势来看，在2020年前后，中国将会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无论是小康社会还是高收入国家，其基本特征都是人民的生活消费水平在整体上达到一定的标准。因此对中国而言，在现阶段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逐步地放缓投资的增长，将更多的国民收入增量转为消费，不仅是提高增长质量的要求，同样也是经济和社会发展提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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