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纠结症” 是股市走牛的最大阻碍

　　回顾2012年楼市推出限购政策时，各界一片哗然：怎么能出这样的政策？而时光流转到2014年，各地相继取消限购政策时，各界却再次惊呼：取消了怎么可以？当前，这种“政策纠结症”相继显现。笔者以为，这是和经济“新常态”的诉求相抵触的，需要校正。如果政策纠结症得不到化解，股市走牛就会困难重重。

　　与此类似的例子还有，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央政府推出两年半时间投出4万亿元的计划，但人们扔担心投资不足；待危机过去之后，一部分人开始声讨4万亿元投资带来的种种弊端，矛头直指货币供应，谓之超发。这些人将4万亿元投资的积极作用避而不谈。

　　再如，2013年6月份爆发所谓的“钱荒”。在苗头初现之时，央行密切观察但未予干涉，各界呼吁赶快增加货币投放以帮助金融机构度过危机。可是，在央行及时出手干预之后，又有人指责说，流动性过剩了。

　　股市上也有这样的例子。比如新上市企业的业绩问题。此前，监管层将拟上市企业的业绩要求提得很高，各方均发声称“这些事不该监管层”管。而最近监管层淡化对IPO公司业绩的要求，但舆论又称这些公司是“史上最差一批新股发行”。投资者诟病这些公司的理由是，在拿到批文的12家新股中，有7家公司净利润出现了同比下滑，最多的下滑将近34%。

　　以上种种即是政策纠结的各种代表案例，其实质是政策机会主义，需要时千求百求，不需要时一脚踢开。对所谓“负面效果”完全归结为政策原因，对政策横加指责，完全不顾市场实际。

　　笔者以为，出现这种政策纠结症状是缘于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缺乏认识所造成的。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到中国平稳度过，这一时期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前期。从今年起，决策层正式启用新常态这个提法。

　　今年5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新常态”第一次出现在决策层的讲话中。

　　7月29日，在中南海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习近平再次提到“新常态”，“要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共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该如何理解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呢？《人民日报》在8月初对“新常态”进行了诠释：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

　　股市也如是。证监会去年以来坚持“简政放权、放松管制”的原则，实行放松管制和加强监管的有机结合，陆续取消了多项行政审批项目。在证监会等部门的推动下，未来《证券法》将对拟上市公司连续盈利和退市制度中连续三年亏损等做出修订，将更多的权利和选择交给市场。

　　总之，市场中充斥着的政策纠结，是中国经济转型中必然会出现的现象。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市场化，随着市场被赋予更多的权利和选择，各阶层、机构和投资者将逐步适应这种“新常态”，政策纠结就会极大的减少。而股市在度过纠结期之后，就会踏上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