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小额信贷机构被引入中国，始于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对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的引进。彼时，业内对其的称谓为“小额信贷机构”。21年来，“小额信贷机构”的称呼已经被默认为发展蓬勃的商业小额信贷机构。而在经历了2003年的鼎盛时期后，公益小贷机构的数量已从最高峰时的300余家，降低到不足百家。
“现在说是还有40到50家，但能正常运营、自负盈亏的机构不到10家。”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昭乌达妇女可持续发展协会秘书长霍桂林在接受《农村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公益小额信贷机构的前身大多是依托于国际捐赠资金组建起的项目，而随着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来源国际捐赠的资金也愈发减少。缺乏资金来源的项目及项目转型而来的公益小额信贷NGO组织们如何维续下去，关乎公益小贷行业的存亡问题。
中和农信经验
中和农信的前身是始于1996年的世界银行扶贫小额信贷试点项目，考虑到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其于2005年转型为隶属于扶贫基金会的直属分支机构，经过3年的改制创新后，再次转型为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尽管转制为公司治理结构，中和农信的宗旨却始终未变：致力于用市场化、企业化的方式，帮助贫困地区中低收入家庭依靠自己的努力脱贫致富。为此，中和农信将市场定位为中西部贫困地区县级及以下，其中80%的项目区为国家级或省级贫困县。目前，已累计发放贷款80万笔共计68亿元，覆盖全国16个省112个县，超过30天逾期率仅为0.35%。在中和农信所服务的客户中，98.3%的客户为农民，93%的客户为妇女，75%的客户无法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其发放的贷款100%为无抵押贷款，平均单笔贷款额度为10279元，64%的贷款被直接用于农业生产。
和商业小贷机构不同，中和农信始终将社会绩效放到财务利润同样重要的地位。除了对员工行为准则进行规范和建立了完善的监督渠道外，中和农信还执行客户隐私保护政策、防止客户过度负债政策、环境保护政策、民族文化融入政策等。而在2010年成为首家接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小额信贷机构后，截至去年年底，中和农信共向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报送了50多万人次的数据;80%的客户知道自己的贷款信息进入了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
此外，在提供上门信贷服务的同时，中和农信还为客户提供了包括农业技术培训、金融教育、爱心助学、卫生健康知识教育等在内的非金融机构。
公益小贷出路在哪
在看到中和农信模式的可行性后，不少公益小贷机构希望中和农信可以接手自身。中和农信也于去年分别接手了社科院旗下的两家扶贫社：河北的涞水和南诏。
“接手一家机构要比我们在当地开设新的分支机构要投入更多的成本。”中和农信品牌总监王静艳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坦言道。因为各个地方的小额信贷机构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不少，各个机构的发展模式因为不尽相同。中和农信在接手涞水和南诏两个扶贫社后，不仅要处理掉它们所有的历史遗留问题，而且还要对机构治理结构、法人关系、信贷流程、工资体系等做出一系列调整，“开一个新机构要比这样快很多”。但她同时表示，中和农信愿意和各家小额信贷机构联合起来，帮他们做技术方面的输出，“中和农信的模式不应该是唯一的公益小贷机构模式，也不一定是最好的。很多地方机构应打破原来固有的发展模式，采用更加标准化、特色化和个性化的模式。”
在赤峰，除了中和农信在巴林右旗、敖汉旗、阿鲁科尔沁旗和宁城县设立的4家分支机构外，从事公益小额信贷的机构还有昭乌达妇女可持续发展协会和安信永小贷公司等。这两家机构一为NGO组织，一为小贷公司，所面临的问题也有所不同。
对于昭乌达妇女可持续发展协会来说，协会的NGO性质的法律地位不确定，面临着较大的政策风险;筹资渠道的狭窄也让协会无法满足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安信永总经理朱彦彦则希望作为小贷公司，可以享受到涉农金融机构在财税政策上的优惠;放宽公司的融资比例，并接入央行的征信系统，加强公司的风险控制能力。
在谈到公益小额信贷机构的发展问题时，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理事长杜晓山认为，法律地位不明显、融资的渠道和来源不清晰、缺乏外部环境支持，是公益小贷目前面临的3个最主要问题。他和小额信贷联盟一直呼吁政府成立批发基金，专门针对贫困弱势群体，只要符合筛选条件的小贷机构都可以申请该项批发基金用于小额信贷，以解决公益小贷机构面临最突出的融资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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