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小额信贷机构在中国的落根，始于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将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引入中国。21年来，与诞生较晚的商业小额信贷机构相比，公益小额信贷无论在发展速度还是在机构数量、规模上，都远逊于前者。资金来源、风险控制、公司治理结构、商业可持续发展……公益小额信贷面临着一个又一个亟需解决的瓶颈。
“公益性制度的小额信贷机构不会超过100家，”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理事长杜晓山说，“公益小贷机构的法律地位虽然不明确，但政府还是会允许、鼓励其发展的。据我了解，人民银行已经对此做了一个系统的调查，并提出了具体的办法。但这只是他们部门的意见，还没有上升到政策层面。”
在日前银监会会同中国人民银行起草的《小额贷款公司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对商业小贷公司的融资限制、业务范围、监管细则等方面做出了实质性放开，但并未提及公益小额信贷机构。
瓶颈重重
融资困难和风险控制，这是公益小额信贷机构在谈及自身发展遇到的问题时说到的最多的两个话题。
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秘书长白澄宇在接受《农村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融资困难和风险控制，这两个问题的核心还是公益小额信贷机构的治理结构问题。和商业小贷不同，公益小贷大多是依托于政府开办的公益性协会组织，缺乏有效的、可以发挥作用的理事会，也缺少公开、透明、有效的机制。”
他直言，由于治理结构不完善、理事会缺席，公益小额信贷机构往往由协会的负责人来掌管。如果负责人的能力很强，有操守、有自律，机构就会发展得很好;如果负责人缺少专业素养，不懂风险管理，就会出现各种问题，影响机构的健康发展。
“公益小贷如今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法律地位不明显、融资的渠道和来源不清晰、缺乏外部环境支持。”杜晓山说。
他进一步阐释道，融资渠道和来源不清晰，就很难系统性、持续性、制度性、规范性地得到融资预期，因此缺乏计划性。而目前政府对商业性小额信贷机构、福利性机构和政策性机构有相应支持，但是却没有对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有政策性的支持，尤其是在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方面。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何广文认为，发展公益小额信贷的政策环境是具备的。“公益小额信贷机构在服务深度和广度上，是其它机构不可比拟的。它的劣势在资金、操作模式上等，尤其是资金。”他说。
他山之石
南充美兴小额贷款公司是中国首家全外资小额贷款公司，目前共有贷款余额3.59亿元，平均单笔发放额度为4.7万元。
“我们有个测算，5000元以下的贷款每笔要亏158元，收支平衡点是在1.5万元。”南充美兴小贷总经理何良刚说。
据他介绍，三年前南充美兴小贷的笔均贷款为1.7万元，低于5000元以下的贷款占比超过50%。即便在现在，南充美兴小贷低于5000元以下的贷款占比也在20%左右。
“我们之所以要做亏本的生意，一是出于市场的需要，二是基于客户的成长。”何良刚说。据他介绍，南充美兴的很多客户在最开始的时候只能贷到5000元，但经过不断的发展，现在的贷款规模已经在5万元左右。而让南充美兴敢于做亏本微贷生意的原因，则是其始终坚持小额分散原则，坚持多元化产品，坚持业务流程标准化，以及从英国引入了专业的银行系统加以支持。
这些成功的微贷经验能否复制到公益小额信贷机构上来?
“我认为，公益小额信贷机构的问题不在于有无成熟的技术。”何良刚说，“公益小贷开展这么多年，都一直没有很好的起色和进展，原因不在信贷技术，因为技术可以学会，而在于产权不明晰。美兴的管理模式去做公益小贷完全没有问题，关键是公益小贷机构们要转变体制、加强管理，在内控建设和人员培训等方面进一步加强。”
寻谋出路
“公益小贷机构的核心问题是要加强治理结构的完善。”白澄宇一再强调。
在他看来，要解决这一核心问题，或可引进投资人，把公益小贷机构升级为小贷公司;或者把它变成民办非企，明晰产权关系，明确出资人，建立理事会。
何广文则认为，治理和管理从理论上是可以分开的，而提高治理的有效性必须要在产权明晰的情况下进行。他提出了5点建议：建立并不断优化有效的治理结构;建立有效的、和业务流程相联系的风险控制手段;要有完善的财务信息系统;利用公共信息系统充分掌握客户信息;实行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管相结合的监督管理机制。
“如何坚持做公益的宗旨不变，这是公益机构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公益小额信贷机构在转型后，特别是在转型成商业化运作后，会在坚持宗旨上经受到更大的考验。”他强调。
作为国内最大的公益小额信贷机构，中和农信始终在社会绩效和商业可持续上寻找着可行的平衡点。“所有做公益、扶贫的小额信贷机构都应该关注两个底线一是可持续性，你的财务绩效怎么样;二是社会性，你对贫困人口的影响和为他们带来的效益情况。”总经理刘冬文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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