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至今，时间已过去了7个月。在这一表述被街谈巷议的同时，一个个案例渐次推出。那么，混合所有制与股份制到底有什么联系、又有什么不同？它与资本市场究竟是什么关系？股市能否搭上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快车、能否分享到政策红利？
6月14日上午，本报组织召开了“混合所有制与牛市驱动力”专家座谈会。与会专家认为，新“国九条”特别提出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表明了资本市场对于新阶段全面深化改革的担当。资本市场和混合所有制都需要加强顶层设计，且两者互为因果，混合所有制的稳步推行可为股市提供驱动力，股市上行可提升混合所有制的推进速度和效率。
毋庸置疑，新一轮经济改革需要借助强大的资本市场平台；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也将助推资本市场启动大牛市。
贺铿：
多种性质银行并存倒逼国企改革
让民企进入不涉及国家安全、经济命脉的垄断行业，市场会自发形成新的大型公司，其性质是混合所有制的
■本报记者 左永刚
“应该让私有、民营银行与国有银行竞争，在竞争下，倒逼国有企业改革。”经济学家、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贺铿指出。
贺铿是在6月14日由《证券日报》举办的“混合所有制与牛市驱动力”专家座谈会上提出上述观点的。他解释称，如现在的P2P等互联网金融业态很有生命力，在这些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参与下，其结果是投资者利率上升，企业贷款利率降低，最终取得一个平均利率，经营好的企业的利润在平均利率之上，经营不善的企业的利润在平均利率之下，实现市场优胜劣汰，在这样的市场竞争下，将倒逼国企改革。
“只要不涉及国家安全、经济命脉的行业，都应该让民企进入，在这个基础上，让市场自发形成新的大型公司，这个公司不是纯国企或民企，而是混合所有制的。”贺铿指出。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实际上，混合所有制早在十六届三中全会就已经提出来，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但没有大的进展，央企垄断性越来越强，并且央企上缴红利也不到5%，所以社会上对于央企、国企议论较多。”贺铿指出。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在论述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时,首次明确提出了要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贺铿还梳理了世界范围内国有经济发展的历程。他指出，国有经济曾在各国经济中占据不小的比例，一度达到25%至30%，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后，前苏联、德国等国经济受到比较大的冲击，一度利用发展国有制经济抵制经济危机，此后英美等国也经历了国有化的发展过程。
“但几十年运行下来，无论是政府管理、议会管理、委托公司管理形式，国有制经济运行效率不高，造成效率不高的原因就是产权不明晰。后来出现了撒切尔经济学，归根结底就是彻底私有化，发达经济体国有经济比例逐步缩小至5%左右。”贺铿说。
贺铿指出，目前，在我国国企最大的问题是政企不分，投资主体是国家，干部任免是国家，运行机制是政府主导的，这也是国有经济效率不高的根本原因所在。
“现在发展混合所有制有一定难度，把股权转让给民企这种方式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思想阻碍。同时，民企是否敢大胆地加入到国企也是一个问题，民企也有各种顾虑。”贺铿强调。
赵锡军：
混合所有制不再强化“出资人身份”概念
混合所有制改革应形成一个更加系统的顶层设计，让各部门的政策措施梳理出清晰体系，改革会更顺利的推进
■本报记者 徐 科
“有观点认为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速度慢了一些，不如轰轰烈烈地做起来。但我认为，目前改革推进的进度可能更加符合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中国人民大学财经学院副院长、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在参加由《证券日报》举行的“混合所有制与牛市驱动力”专家座谈会时提到，建立混合所有制实际上是把国有和国有之外的两种出资人“捏在一起”，如何去捏十分重要，单纯从行政层面轰轰烈烈推动可能会带来一系列后遗症。
赵锡军表示，建立一个新的主体应该更多的从市场的角度考虑，这其中涉及到很多利益关系的协调，所以让市场主体进行分散的尝试性的突破更加符合目前的现状。
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混合所有制建设以来，相关部门已经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同时作为市场主体，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在各个领域都有不同的表现。
“目前各地各领域与混合所有制相关的动作也带来了一定的市场反响，很可惜这种反响没有延续下来，但这也是目前改革推进过程中各方都在摸索的必然过程。”赵锡军表示，接下来如何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关于混合所有制的总体思路、以及有关部门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具体落实好，以进一步推进市场行为是最重要的。
赵锡军进一步分析称，推动混合所有制发展需要解决好三个重要环节：首先是思想认识方面，面对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和非国有两个出资人可能都有顾虑：为什么要做新的尝试，为什么要分散资源和精力等等。国有和非国有一起合作，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往往最先被国有出资人考虑到，而对于民营企业来讲，会担忧自己与国有企业合作没有话语权，只是单纯的提供资金等。
“上述顾虑会影响市场主体的积极性。这就需要通过改革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淡化出资人的定位，更多去关注市场主体能否做好，进而提高市场主体的竞争。”赵锡军说。
第二个重要环节是政策措施的落实。尽管相关部门针对混合所有制发展相继出台了很多的政策措施，但这些措施可能更多是从每个部门自身的角度出发，比如国资委会考虑如何改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证监会则会从资本市场的发展出发，通过资本配置来发挥作用等。赵锡军提出，如何形成一个更加系统的顶层设计，各部门的政策措施形成清晰的体系，改革会更好的推进。
第三个重要环节是资本市场。目前各领域里推动混合所有制的方式手段多种，通过资本市场这个平台则是最成熟的方式。据赵锡军介绍，在市场经济国家里，具有竞争力的大的企业都是上市公司，非上市公司中可以代表国家竞争力的少之又少。“如果让混合所有制改革真正在市场上体现效果，最终的方式是资本市场的表现。”他表示，这就需要多层次资本市场对于混合所有制改革有相应的配套和完善措施。
卢永真：
要对国企功能进行界定和梳理
针对混合所有制大量形成之后面临的治理结构问题，相关部门已在研究当中
■本报记者 徐 科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是重要的理论突破。”国资委研究中心副主任卢永真在6月14日由《证券日报》举办的“混合所有制与牛市驱动力”专家座谈会上提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写入宪法，但将混合所有制作为重要实现形式提出，此前并没有出现过。
卢永真介绍，从各地出台的一些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来看，都把多层次资本市场当作推进混合所有制的一个重要途径，这其中包括产权交易市场。国务院国资委组建以后，很快就提出国有资产要进场交易，所以国有资产在产权交易市场的交易一直非常活跃。
在混合所有制的推进当中，一个重要的关键点是防范国有资产的流失。“所以各个地方出台的意见中，把资本市场当作一个重要的途径，其中有很大的深意，毕竟资本市场的定价机制和交易规则都能被各个方面所接受。”卢永真分析称，各地出台的推进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意见中，有不少省市都提出了资产证券化率的指标，虽然这些指标是否合理有待商榷，但资产证券化率确实是各地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方向。其中，优先股的形式由于国企和民企都可以采用而成为实现混合所有制的重要工具。
从“混合”对象来看，据卢永真介绍，地方的国资监管部门和国有企业对于私募基金、企业年金、养老金等社会资本都很欢迎。尤其从各地的调研情况看，对私募基金和企业年金的关注程度相对之前几年有极大提高，很多地方政府的相关文件里都将私募基金直接写入；还有一个重要的“混合”对象是民营企业，比如上海复星，已经参与了很多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改革；此外，混合所有制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群体，就是企业经营者、技术骨干以及核心的业务骨干。
“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的来看，最重要的着力点是激发企业活力。”卢永真强调，此次改革是以市场为导向，并且以问题为导向，即哪里有问题就改哪里。目前的问题就是企业活力不够，混合并不是简单的将股权混在一起，如果机制不变化，企业活力没有激发出来，显然改革不会彻底。
那么，哪些领域的企业会获得更多混合的机会？卢永真表示，从各地混合所有制的实践来看，一般商业类总体处于放开的状态，公共服务类的个别领域也有比较快的推进，功能保障类相对比较谨慎和缓慢。
虽然目前市场各方对混合所有制改革有不同解读，但卢永真认为，改革的关键在细则，成败在细则，要对国企功能梳理和界定。
“混合所有制大量形成之后，会面临混合所有制治理结构的问题，比如职业经理人等，这些问题相关部门已经在研究当中。”卢永真透露。
施光耀：
混合所有制需四个“防止” 股市繁荣才是真正好
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不要让期望变成失望，要避免变成失望就要防止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推进中好经不要念歪
■本报记者 丁 鑫
“单一的效果不是最好的效果，真正好的效果是多元、多赢的效果，不仅企业有活力，资本市场也繁荣才是我们所追求的效果。” 中国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施光耀在日前由《证券日报》主办的“混合所有制与牛市驱动力”专家座谈会上对于推行混合所有制所要达到的效果做出了上述表示。
施光耀表示，从混合所有制改革来看，首先，目标是明确的，并且具有四个优化，即优化机制、优化活力、优化竞争力、优化作用力。其次，资本市场是有预期的。
他还认为，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不要让期望变成失望。要避免变成失望就要防止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推进中好经不要念歪。而在目前的市场中有一些苗头，如果对此理解不当就有把好经念歪的可能。
对此，他提出四个“防止”：第一是防止将混合所有制的推进看成是国企“甩包袱”的一个计划；第二是防止将混合所有制简单地看成是融资的机会；第三是防止做样子；第四是防止耍权力。
此外，施光耀表示，从市场的角度来看，早推出要比晚推出好，虽然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已经加以发酵，一些地方和企业也在陆陆续续地推进，但是总体上怎么推还需进一步加以明确。在市场有期望的情况下一定要快推，以避免时间过长给市场带来失望。
“谁来推的问题，将成为防止这本经念歪的重要抓手。”施光耀认为，不能寄希望于利益相关者自己设计自己的改革方案和路径，而是要站在国家层面和整个国资管理的高度来设计到底应该如何改革。
对于怎么推的问题，施光耀认为，如果要推就要本着优化机制、优化活力、优化竞争力、优化作用力的标准来选择持股比例的高低，只有这样混合所有制这台大戏才不会被唱歪和走调。
施光耀最后指出，混合所有制建设与资本市场的繁荣，有三个观念需要转变，第一是控制力的理解问题。对于控制力，国有企业的控制力不是越高越好，这不仅体现在持股比例上，还体现在董事会席位以及班子团队的结构上，在此次混合所有制的建设过程中，应该人为的制造二股东、三股东和四股东。如果这个班子被认为都是自己人，并且以此为荣为乐，那么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就是失败的，因为其缺乏制衡的力量，“所以班子团队应该多元化，把市场的声音带进来。”
第二是市场观念问题，目前我国属于行政本位型，而这次改革应该强调市场本位型，行政应当适应市场的游戏规则，这样就要提出市场的引导与预期的关注问题。
第三是效果的理解问题，单一的效果不是最好的效果，真正好的效果是多元、多赢的效果，不仅企业有活力，资本市场也繁荣才是我们所追求的效果。
手机看中经
经济日报微信
中经网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