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建议》,强调,“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转变”,“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首次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18年过去了,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依然艰难摸索。H·钱纳里认为,经济发展就是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变。经济的转型升级,投射到微观主体行为,对应企业创新活动的市场化。一旦企业进行创新的商业行为得到有效激励,则产业价值链提升、宏观经济转型就顺理成章。
企业进行创新的商业行动,包括这样几个基本要求:一是要能进入某个领域;二是可以得到金融支持;三是不会被不利于创新、升级的“机会”弄花眼,能专心本业;四是对产品销售有一定的驾驭能力;五是有潜力的产业能得到必要的扶持;六是对外部提供的可能机会有通畅的利用途径。
对照这几个基本要求,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需要从七方面入手。
产业行政壁垒高
以“产业关系国计民生”为由坚持行政垄断,不能成立。商品房是否关系国计民生?衣服是否关系国计民生?解决国家安全、国计民生问题,与靠政府控制资源的手段之间,不存在必然关系
希克斯说,“垄断是平静的生活”,会导致企业创新不足,因此一定要对产业领域放开或减少歧视。当前,金融、航空、铁路、基础设施、通信、文化、资源、教育、烟草等行业基本是行政垄断市场结构。
这些行业要么由于其自然垄断的属性,要么由于所谓“命脉行业”的属性,长期以来竞争不足,其中不少行业高收费低服务质量,抑制了消费,也抑制了经济发展。目前,对文化体育,强调准公共服务的性质;对金融通信等,强调安全性;对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行业,强调意识形态功能;对医疗卫生、城市公用事业等行业,强调社会福利功能。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强调和坚持部分企业的非经济职能,限制市场机制发挥积极作用。
但是以“产业关系国计民生”为由坚持行政垄断,不能成立。商品房是否关系国计民生?衣服是否关系国计民生?解决国家安全、国计民生问题,与靠政府控制资源的手段之间,不存在必然关系。
多年来的改革经验表明,竞争能够提高服务质量,降低服务价格,促进技术进步,从而达到促进产业发展的目的。比照汽车行业,在放松产业管制后,汽车生产厂家增多,汽车品牌增多、价格下降,促使消费者预期调整,购买力大量释放,汽车消费和生产进入互动的良性循环。这是一个政府放松进入管制促进消费增长的典型案例。教育、文化等领域中也有类似情形发生。
2013年4月7日博鳌亚洲论坛48位民营企业家和投行、投资基金专业人士讨论现场所做的调查显示,52%的民营企业家认为在企业发展中面临的主要困难就是市场准入。
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规模以上的民营企业的增长率要比国有与国有控股企业的增长率高出10个百分点以上,而且,这是在盈利性较高的产业不放开情况下取得的。这就是说,产业升级的微观主体比例上在下降。因此,放松产业进入管制、降低行政性进入壁垒,是转型升级的首要政策措施方向。
金融双轨制限制
从发达国家经验看,金融市场有效性对于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意义极为重大。资本市场对于企业创新不仅提供资金,也提供完善治理结构的手段和专业化服务
熊彼特说,经济衰退令资源重新分配,流向“有想法的企业”,为企业提供大的战略发展,前提是金融资本提供支持。当前,无论是间接融资市场还是直接融资市场,都还是双轨制,对于创新潜力大的民营经济在事实上构成了歧视。
国有经济近乎垄断金融资源,存款负利率情况严重。中国有全球最高储蓄率水平,也有全球最高的民间借贷利率水平,由此产生了民间金融的巨大风险。为了收缩流动性,货币政策往往倾向于提高存准率而不是加息,缩小的贷款量仍然以低息流向国企和地方融资平台。在直接融资市场上,监管环节相对低效,难以赢得资金信任,证券市场的融资功能受到极大削弱。
从发达国家经验看,金融市场的有效性对于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意义极为重大。以美国为例,无论是19世纪后期的重工业化的阶段,还是近几十年来的高科技产业崛起,其先进主导产业中的代表性企业,都是依托资本市场成长壮大的。资本市场对于企业创新不仅提供资金,也提供完善治理结构的手段和专业化服务。
从当前政府高层的讲话研判,中央政府对这一问题已经相当重视。2013年7月5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从政策部署看,《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了任务与部门职责的对应。以往,只有每年3月份的《政府工作报告》才会享有高规格、专门公开发文明确指定相关职责归属部门来执行的情况。
尽管如此,《指导意见》还是比较强调政策取向,而不是体制机制改革。下一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弱化双轨制、推进民营经济成分进入金融业、加强资本市场的有效监管和市场化,是促进中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一个关键环节。
资产市场不平稳
如果企业不能一以贯之地投入到本业发展,而是随着房地产、资源等资产价格的大幅波动进入“多元化”扩张,则本业在产品价值链上攀升很难
企业提升产业价值链非易事,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总量、比例依然庞大的经济体来说,许多企业起点较低。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看,相当多成功的企业,比如联想、安踏等企业,都经历了“OEM贴牌—学习曲线—OEM+自有品牌—品牌成熟—OEM的规模不经济、完全生产自有品牌—需求增加进一步规模不经济—外包”的发展过程,这是企业在产业链、行业价值链上提升的必经之路。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企业不能一以贯之地投入到本业发展,而是随着房地产、资源等资产价格的大幅波动进入“多元化”扩张,则本业在产品价值链上的攀升是很难的。
温州是中国民营经济活跃区,问题有代表性。温州许多企业沿着“假冒伪劣—假冒不伪劣—自有品牌”路径发展起来,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有一些企业成长起来了,但是近几年资产价格上涨过快,大量温州企业不再专注本业,将企业作为融资平台投机,造成产业竞争力下降、资金社会效率低下和金融风险,大量企业资金链断裂,老板跑路。
因此,对于政府而言,避免使企业转向资产价格大幅波动带来的所谓机会,是为企业专注于本业、提升产业链价值链位置,长远有利于企业和整体经济的重要方面。为此,国家的货币政策、汇率政策、金融市场设计、弹性小的资源类产业规划等方面,应切实做到在市场化前提下的相对平稳。
轻视企业商业系统
国内商业环境不理想,审批、干预、监管缺位等问题并存,国内市场的交易费用比国际市场的交易费用高,以致很多企业家宁愿做毛利低的外贸产品,也不愿开拓国内市场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只是技术,每年破产的高科技企业比比皆是。反过来,企业提升产业价值链,不单单是促进产品技术水平的问题,企业商业系统网络的构建同样重要。
商业网络是企业与市场需求之间的连接管道,管道不畅,需求则不畅,而缺少了需求,价值链提升就无从谈起。当前的情形是,国内商业环境不理想,审批、干预、监管缺位等问题并存,国内市场的交易费用比国际市场的交易费用高,以致很多企业家宁愿做毛利低的外贸产品,也不愿开拓国内市场。浙江、广东等地原来以内需为主的企业,前些年大量地转向外贸,即便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仍前仆后继。
构建商业网络,对于企业而言,在国内、国际市场间应该存在规模经济。把国内商业环境弄好,企业就更有可能在国外建立商业网络,这样不但容易有自己的市场势力,也更有实力进行产业价值链提升和开拓国际商业网络。
在中国内部需求扩张的大背景下,政策制定要有意识利用好“市场换技术”。现在几乎所有的产品领域,中国都是全球增长额最大的市场。去年以来,上海市有关机构做调研,外资进入中国的最大理由是“中国市场”而非“低成本”。市场大,企业规模经济就能发挥,产业的分工、集聚和完整的产业链就容易形成,知识外溢、产业创新就具备良好的产业生态背景。
从汽车行业的经验看,发展初期市场环境相对封闭,桑塔纳轿车车型20多年不变,价格居高不下。市场开放后,因国内市场需求规模大、增长快,大量外资企业愿意与国内企业合资并转让部分技术。整车合资企业的发展带动了上游零部件产业的发展和技术水平提高,同时为内资整车企业的建立、发展奠定了扎实的产业链基础。这里头,国内市场的因素(连同开放竞争)对于行业产业链发展、价值链提升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此,政策制定上,通过减少不合理审批和干预,加强市场有效监管,降低企业经营的交易费用,提升商业网络水平,并在各层次对外竞争合作中,充分考虑、利用中国需求因素的作用,对于经济转型升级意义重大。
产业干预过多
政府干预的顺序是首先向产品购买和产品使用为同一行为人的潜在用户推广,再向产品购买和产品使用分离的潜在用户推广
产业政策本质上是破坏市场平等竞争原则的。只有市场失灵的时候,实施产业政策才有必要。以笔者调研过的新能源产业为例,如大型节能灯具、小型风光互补发电系统等,通常用于市政设施、社区等公共用途。这些产品的出现,通常能够节约产品使用过程中的边际费用,但潜在的购买者(如住宅小区开发商)得不到这一好处,可能更倾向购买一次性投入较低而使用费用由他人(如住宅业主)承担的非节能产品。显然,这类产品具有公共品属性,存在市场失灵,而且政府往往是采购方,因此便于直接干预。
政府干预的顺序是首先向产品购买和产品使用为同一行为人的潜在用户推广,如学校、医院、图书馆等公共设施,再向产品购买和产品使用分离的潜在用户推广。这样的好处是前一种用户节约了使用费用,易于接受这类产品,而他们的购买会使生产企业的平均成本下降,进而降低产品价格,增加了后一类用户直接购买的可能。笔者在调研中发现,某些新能源产业的规模经济特性非常显著,前期沉淀的研发、模具投入等成本比例很高,这一技术经济特征支撑了由政府“扶上马,送一程”的过程中,企业能够较好地解决发展初期面临的市场问题、成本问题和资金周转问题。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干预不仅要基于产品的公共品属性,还要基于平均成本随产量下降的技术特性,因此需要慎重甄别。比如,在当前的技术水平下,新能源汽车整车生产就不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性。这意味着需求侧的补贴难以实现“补贴—销售量、产量上升—单位产品成本下降—价格下降—需求增加—补贴政策退出”的良性循环。因此,将补贴的更大份额投入到具有一定产业公共品性质的研发平台或技术创新补贴,更有利于这一产业自生能力的形成。
两种创新资源未用好
利用好内、外部技术力量,能更快提高产品创新,并降低企业技术开发的风险。这个趋势意味着,企业外部技术来源的重要性大幅增加
近20年来,随着技术开发的高度分工、规模投资和产品生命周期缩短,对于任何一家企业,利用好内、外部技术力量,能更快提高产品创新,并降低企业技术开发的风险。这个趋势意味着,企业外部技术来源的重要性大幅增加。事实上,近些年,先进技术跨国转移的比例持续增长。因此,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创新资源,吸收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是提升中国产业结构的可行措施。
以促进经济的长远发展和提高地区的产业竞争力为根本,对外商投资有所选取,建立差别化的外资政策。逐步减少对一般技术、一般的加工生产和不符合产业升级趋势的跨国公司投资项目的引进,减少和撤销相应的优惠政策。对于具有明显的技术领先性、生产链条的关键技术环节的企业,以及符合产业升级趋势的跨国公司投资则可以继续给予某些优惠政策。
在已有跨国公司进入的行业,可以继续引进其竞争对手,创造竞争性的市场环境,迫使跨国公司加快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加快向国内企业转让先进技术和适用技术。
当前,中国的一般劳动力红利已趋于弱化,但研发人员的成本优势非常明显,正是看中了这一点,许多外资企业已将研发基地设在中国。因此,主动利用这个趋势,在引进外部技术资源的同时,逐渐将研发能力通过人力资本载体外溢到本土企业。
土地制度优势发挥不够
人口的快速城市化要求城市投资,但一个突出矛盾是,初始城市基础设施投入具有很强的“外部效应”,但建成后的直接收费远远不能覆盖其社会效应
改革开放30多年经验表明,即便是生产率低下的工业,其劳动生产率也大大高于农业。以2013年上半年的数据为例,中国第一产业产出1.86万亿元,占GDP的7.5%,仅相当于餐饮业的产值。当前,中国城市化率大约为52%,这意味着,第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比农业劳动生产率高出10.4倍。考虑到季节性因素,按2012年数据测算,劳动生产率差8.3倍。从另一角度看,中国的耕地面积18.2亿亩,而即便以传统小农方式耕作,人均18亩地也不算多,这意味着有5亿多人可以脱离大农业而不致影响产出。这一事实表明农业人口城市化是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转型的重要出路。
2002年以来,中国每年新增城市人口1300万左右,按国家统计局8月26日发布的数据,上半年单是新增农民工就444万人,而且人均收入同比增长126%,这说明人口城市化进程速度仍然很快。
人口的快速城市化要求城市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否则,工业、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就会被拉低。然而,一个突出矛盾是,初始城市基础设施投入具有很强的“外部效应”,但建成后的直接收费远远不能覆盖其社会效应。
近些年,高速公路开发、新城建设都是由社会资金参与投资,并以开发后的部分使用权作为回报。这一模式对于基础设施投资和后期开发、解决国有部门资金约束、拓宽社会资金投资领域成效均显著。而成功的重要环节是土地所有者、规划者、投资者、受益者是一体的。
但反面的例子也存在,比如在铁路投资领域。铁路总公司是规划者和主要投资者,但不享受开发后的外溢好处。沿途地方政府划拨出铁路建设用地、参与投资,但不能决定区域内铁路建设规划。这一方面导致铁路部门回报低,债务负担重,另一方面地方的建设规划与铁路建设不易有效匹配,影响总的社会效益。
因此,形成权、责、利匹配的基础设施建设机制,是城市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有效促进经济进一步工业化转型的要求。
(作者为复旦大学全球投资与贸易研究中心研究员,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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