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跳”背景下的五大领域改革

　　政府行政、金融、投资、户籍制度、资源品价格改革，将成为明后年加快推进的改革，属于改革的“现在进行时”。政府行政改革、金融改革、投资体制改革已有很好的基础，今年新一届政府上任伊始就以着力理顺政府与市场、社会关系入手推进行政审批改革、金融领域的利率市场化改革、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工商登记制度改革等，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激发了民间资本的活力，增强了投资者的信心。明后年应继续加大推进这些领域的改革力度，形成改革的聚集效应。

　　——王小广 

　　在中国人的眼中，“三中全会”差不多成为改革的代名词，其中换届的“三中全会”尤其值得关注。十八届三中全会不仅同时具有这两个特点，而且它还有第三重背景，即是在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面临严峻的外部和内部挑战的情况下，需要新一届政府作出重大战略决策。这一决策的核心就是全面深化改革，为新的经济发展提供动力，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最后“一跳”。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堪比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和决定的发表也充分显示了这确实是一个新的“改革盛宴”。在笔者看来，有两点超出预期，成为新一轮改革的最大亮点，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形成了完整、全面的改革思路，预计明后年将会在一些人们十分关切的领域率先突破。

　　第一个超出预期的方面，也是全面深化改革方案的最大亮点是提出市场作用“新说”，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由“基础性”提升到“决定性”。与社会普遍预期相同，这次全面深化改革方案重点仍在经济领域，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提出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几乎所有人都没预期到的。不仅如此，它是重大的市场理论创新。

　　我们不妨从改革开放以来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提法的演化说起。改革开放之初，并不想从根本上改变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主要作用，市场仅起补充或辅助作用，“政府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可以说是８０年代最鼓励人心的对市场与政府（或计划）关系的理解，在资源配置或决定价格上，许多人仍主张计划或政府为主，市场为辅。而邓小平南巡讲话是我们对计划与市场的作用认识的一个重大突破，市场与计划都是手段，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在资源配置中需要计划与市场“两只手”，在此认识的基础上，十四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这个基础性作用在当时还加了个限定词，即“宏观调控下”，完整的表述是“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后来去掉了“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这一限定词，正式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基础性作用。”基础性作用的概念实际上就是法国年鉴学派的上层组织理论所讲的“下层组织”，具体来讲是指商品价格的完全市场化，而要素市场仍受严格的政府管制，仍然不能市场化。这就是“大双轨制”。也就是说，市场管一半，政府管另一半。随着中国经济和市场制度的演化，这样的“大双轨制”导致的竞争不充分、分配不公平及资源配置的扭曲越来越明显，需要将所有的要素价格市场化纳入整个市场化改革的框架。而十八届三中全会恰恰解决了这一根本问题，就资源配置而言，只有市场机制是根本性的、决定性的，政府的作用仅是辅助性的。政府与市场关系被最恰当地描述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其最大的贡献是：明确市场与政府作用的对象不同，在资源配置上市场必须起决定性作用，政府的作用将是最小化，而政府的作用主要将限定在公共领域或市场环境方面。因此，就经济改革而言，这是一次最到位的改革，改革进入到下半场，主要是要素市场化改革和全面破除各种市场壁垒。

　　第二个超出预期的方面是改革机构的设置。在此之前，人们最大的预期是成立新的全国改革委员会或恢复原有的体改委。但三中全会公报发布后，人们惊喜的发现，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机构不是一个新部委，而是比此前高得多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这无疑显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深化改革的决心，改革势在必行，改革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就经济体制改革而言，除了关于市场作用的重大理论突破外，更重要的是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的明确。跟过去的改革一样，新一轮改革既要改革微观体制，也要改革宏观体制，而且是微观、宏观一起改革。过去是分开改，８０年代至１９９３年是改微观体制，从１９９４年开始着力改革四大宏观体制，这次改革则是微观、宏观整体设计，在很大程度是同步改。微观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推进市场化的“后半场”，从全面打破市场壁垒入手，实现资源配置的全面市场化。《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即改革从企业、消费者和市场环境三方面展开。其中重点是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打破各种市场分割和垄断、建立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等。而宏观领域的改革包括通过改革促进宏观调控的完善，改革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在改善宏观调控方面，重点是继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投资体制改革。从《决定》中可以看出，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财税体制改革——第一次提“现代财政制度”。财税体制问题是我国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最主要障碍，是改革触动利益最敏感、阻力和困难最大的方面。这次提出了“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总要求，今后将围绕这个要求或原则加以稳步推进，以求从根本上优化财税制度，为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

　　那这些改革总体设想如何落地，形成推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制度红利？笔者有这样的理解：未来的改革将分成“现在进行时”和“将来进行时”两种，“改革的现在进行时”是指必须不失时机地推进最紧迫、条件成熟、短期效果较好的改革，“改革的将来进行时”是指有些改革不仅会伤筋动骨，而且现实的阻力很大，所需时间也很长，当务之急是为未来推进这类改革创造条件，从它们的基础处、边缘处着力，渐进式推进，最后集中精准发力。政府行政、金融、投资、户籍制度、资源品价格改革，将成为明后年加快推进的改革，属于改革的“现在进行时”。这主要是因为：从紧迫性和操作性两方面看，这些领域的改革除户籍制度改革外主要涉及的是“市场化进程”，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特别是理顺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是最紧迫、最容易见效、共识较多的改革，其较易操作，短期效果也会很明显。户籍制度改革关系到城镇化这一最大内需的释放、二元结构转型及社会公平和稳定，可以说是最紧迫的改革之一，其短期和长期效果都会很明显，因此，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将是明后年的“现在进行时改革”。政府行政改革、金融改革、投资体制改革已有很好的基础，今年新一届政府上任伊始就以着力理顺政府与市场、社会关系入手推进行政审批改革、金融领域的利率市场化改革、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工商登记制度改革等，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激发了民间资本的活力，增强了投资者的信心。明后年应继续加大推进这些领域的改革力度，形成改革的聚集效应。从治理雾霾和生态保护的角度，推进资源品价格改革时不我待，改革的共识越来越多，而且当前物价上涨的压力不大，是加快推进资源品价格改革好时机。（证券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