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钱就能办公司，且企业无须再年检，跑一个大厅就能办完三个证，在9月29日最终启动的中国(上海)自贸区里，众多民企有着这样的切身感受。这个不足30平方公里的自贸区，寄托了太多人的希望，于是人们争相“抢座”，甚至来不及规划，不知道要做什么就先抢注公司。
对于众多的企业来说，这样的“抢”并不难理解。一方面，上海自贸区的意义堪比30年前，深圳经济特区所开启的改革新时代。以经济特区为特色的出口贸易模式让中国经济的增速平均在两位数以上，帮助中国这趟慢车赶上了世界的脚步。
而如今中国的对外贸易进入了一个瓶颈期，同时，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自贸区(TTIP)逐渐崛起，大有取代WTO主导地位之势，这让WTO最大受益者之一的中国渐感危机。那些专营进出口贸易的公司利润远不及以前，如今阿里巴巴集团的主要业务也从B2B业务转回到国内的淘宝和天猫业务。因此企业抢滩自贸区的“冲动”可以理解。
而更重要的是简化加快进口流程会带来现实的机遇。现在，商品进口清关需要耗费一个月时间，所以零售商会预备大量“安全库存”。由于需要花费成本进行再出口，这些库存就被积压下来。如果上海自贸区略去这些繁文缛节，那么企业会直接地从库存减少中获益。当然上海则更可能与香港相匹敌，成为亚洲零售市场的区域性枢纽。
因此，从传闻到最后落实，上海自贸区只用了短短两个月时间。在它的身后是天津、深圳前海、厦门等地。半个多世纪前，上海是亚洲的物流、贸易和金融中心。
为了重回贸易和金融的王者地位，上海自筹资金建设洋山深水港，方便大船入港，一期设计吞吐量就是2000万标准集装箱，是新加坡的2倍!亲历上海自贸区历程的张炎夏撰文称，如果没有免税政策或者自由贸易区的金融政策，洋山港的作用就无法发挥。而有了自由贸易区，设立了外资银行，国外的货物便能在上海中转、交割，贸易自由推动了金融的自由化。
德意志银行董事总经理、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认为，自贸区有两类最重要的政策目的，一是通过实行“负面清单”建立对民营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国民待遇”，实现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平等竞争;二是通过放开民营银行、建立境内的“离岸市场”等来推动金融改革和资本项目开放。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意味着，法无禁止即为可行，根深蒂固的审批制开始部分退出历史舞台。自贸区内的外商投资项目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种种变化倒逼政府管理机制调整，及整个金融体系改革。
尽管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里涵盖了1000余种商品范畴，金融改革的幅度没有预想的大，但是自贸区带给企业最大的想象还是金融方面的改革，即自贸区试点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可自由兑换。
“我们不清楚开放程度有多深，但是服务业和金融业的开放非常鼓舞人心。”前美国财政部驻北京特使杜大卫9月25日在北京告诉《企业观察报》记者。在首批获批的11家银行业金融机构中，只有花旗和星展两家外资银行，但仍引发金融业内“老虎下山了”的担忧。
“对于养尊处优的国内银行来说，星展和花旗就是两只‘老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告诉本报记者。为了让中国的银行更好地与“洋老虎”们竞争，证监会曾经希望十多只“洋老虎”一起出笼，不过由于担忧被区别对待，且对盈利预期不太确定，多数外资银行失去了机会。即使如此，外资银行已经对内资银行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四大行的股价下跌即是明证。
因此，中国社科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刘煜辉警告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很多企业把自贸区想象成政策红利的天堂，但其实很有可能是炼狱;更准确的说法是炼钢炉。企业面临着门槛更高的国际规则的竞争，只能改变自己，不能依赖政府的庇护。”
尽管自贸区也为资源型国企创造了巨大的机会，比如钢材产品的国际贸易等，但是越来越多的国企已经意识到全面走向国际规则下竞争的严峻性。近期上海市国资委甚至专门组织国企进行研讨，主动参与竞争，促进国资国企改革与自贸试验区建设联动，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相对于外资的谨慎和观望，国企的严阵以待，自贸区似乎在成为民企的狂欢，只不过这种狂欢总是蒙上了一层盲目乐观和投机的色彩。
而今，随着自贸区概念股的回落，区内写字楼租金已上涨20%，企业的经营成本相应增加，孙立坚担心，由于区内有“高环保标准、高劳工标准和高工资”的要求，这会导致企业的成本优势丧失殆尽，唯一剩下来的优势，只能是其手中的人民币——这时，产业空心化就发生了。
对于区外的企业，这种红利也并非遥不可及，不靠政策优惠崛起的自贸区在扩大时反而没有阻力，无论在天津还是深圳前海，制度红利的溢出效应也并不遥远，中国企业以上海为跳板实现深度的国际化，中国经济升级版将迎来新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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