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制度安排,赋予企业机构更大的发展空间,将激发市场更大的活力和创造力,也将使各类资源更加便利地流动组合,释放出更强劲的经济发展动能。
——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周振华
“自由贸易试验区不是特区,它的意义不在于争取若干政策优惠,而是真正的体制机制创新。”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周振华接受记者采访时特别强调,自由贸易试验区,在上海28.78平方公里的先试先行,旨在建立一套与国际接轨的、新的制度体系,实现对投资、贸易等领域更高效的管理。更重要的是,这一套体制机制的创新,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待时机成熟将推行至全国。
在上海推行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国家战略,是新一轮的对外开放。周振华指出,当前,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带来很多新的变化。一方面,全球经济的重心东移,亚太地区成为新的利益角逐和红利集中地。另一方面,跨国公司更注重打造区域全球供应链以及生产网络,区域投资贸易安排风起云涌。这些新变化将带来全新的全球化,并形成新的全球化红利以及红利的再分配。“中国如果不积极参与,进行新一轮的开放,非但不能分享红利,还可能会被边缘化。 ”周振华说。
要想获取新的全球化红利,就必须符合更高标准、更高要求的开放规则。从这些都牵涉到我国的体制、机制要怎么改,才能与国际惯例、国际贸易投资通行规则更好地衔接。
开放倒逼改革,而且是深层次的体制改革。周振华认为,从自贸区新的制度安排来看,很多是对原有制度的彻底改革,国务院甚至还提请人大为自贸区“修法”。诸如创新准入制度,进行负面清单管理,取消了原先对外资进入的审批制度;又如取消原先的前端监管,建立以事中、事后监管为重点的综合监管新体制;此外还有金融开放、服务业开放所带来的一系列制度创新、管理方式创新。这些新的制度安排,赋予企业机构更大的发展空间,将激发市场更大的活力和创造力,也将使各类资源更加便利地流动组合,释放出更强劲的经济发展动能。“这就是改革红利。 ”
“区内的机制体制改革,一定会有‘溢出效应’,对于上海整个城市,乃至全国的范围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周振华说。
中国有底气拥抱自由贸易
以往受限制的、不够开放的领域,在这里可以得到‘全面自由’的试验。选定中国服务业最发达、金融开放程度最高的上海设立试验区,就是希望在这些领域“先行先试”,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开放做准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丁一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丁一凡说,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变化,首先表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是全球经济重心转移至亚洲。作为实体经济产业的聚集地,亚洲已经并将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另一个是新兴经济体会成为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引领力量。由此带来了一系列新趋势,包括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制造业进一步向低成本地区转移,新兴市场国家也开始到国外投资,分享上游资源;发达国家积极进行区域自贸合作,为新兴市场国家设置高门槛;实体经济的重要性凸显,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提出“再工业化”战略。
在这一世界经贸大棋局中,中国又处于什么坐标位置呢?
丁一凡表示,自2001年加入WTO后,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之快令世界震惊,同时也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双重挑战。眼下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经济增速放缓。但是,“增速放缓反而推动我们从一味追求速度向专注质量转变,适时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上项目的时候会从一窝蜂变为精挑细选,在金融投资上也会更趋谨慎。因此,短期来说,调整的阶段必然是痛苦的,但从中长期而言,这又是一段非走不可的路程。 ”
丁一凡建议,中国应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不放弃多哈回合等多边贸易谈判;另一方面,重视FTA的发展,积极参与各类自贸区建设。从历史经验看,当初加入WTO时,中国也面临适应更高的贸易标准的问题,但实践证明,这反而“倒逼”中国提升了经济水平。从根本上说,中国不畏惧自由贸易的“底气”,来自于在国际竞争中明显的比较优势。
此次在上海设立自贸试验区,再次体现了中国政府对于推进改革开放、拥抱自由贸易、融入全球化的坚定姿态。 “试验区就是一个窗口,一个试验田,以往受限制的、不够开放的领域,如服务业、人民币资本项目、汇率和利率市场化等,在这里可以得到‘全面自由’的试验。 ”丁一凡说,选定中国服务业最发达、金融开放程度最高的上海设立试验区,就是希望在这些领域 “先行先试”,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开放做准备,从而提高中国在未来全球经济格局中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政府监管责任要求更高了
此次选择的 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的共同点是外向度很高,都已经具备了外向型经济的基础,云集了一批世界500强企业。顺应全球贸易大趋势,说到底也是为了顺应企业的需求。
——上海保税区域协会会长卞祖耀
未来经济应该靠什么新的引擎拉动?
“事实上,一些经济升级版的亮点已经开始出现。”上海保税区域协会会长卞祖耀指出,在监管部门支持下,一些新兴业态在上海的几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内已经发展起来。比如融资租赁、期货保税交割、仓单质押融资、物流全球化配送等等。但只是初步试点,还受局限。要促进这些新型服务业态的快速发展,需要一个更大的创新平台。这就是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重要原因。
卞祖耀指出,此次选择的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的共同点是外向度很高,都已经具备了外向型经济的基础,云集了一批世界500强企业,而这些企业恰恰对这些区域划入自由贸易试验区十分关注。“顺应全球贸易大趋势,说到底也是为了顺应企业的需求。 ”具体来说,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方案首先是对投资规则进行了创新,“吸引外资的门开得更大了”。
而在贸易监管方面,重新调整设计海关对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监管模式,“这是创新的监管模式,程序更简化、手续更便捷、企业成本更低、政府职能进一步转变”。他指出,自贸试验区在功能上还可进一步拓展,这对一些新型的服务贸易意义重大。例如,融资租赁业务目前只局限在洋山保税港区,而期货保税交割目前只能在洋山保税港区可以做,这样,业务突破的量毕竟有限。如果扩大到28.78平方公里范围内,这些新型业态无疑将得到更广阔的发展。
又如,自由贸易试验区将鼓励发展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无污染的检测维修业务。例如,飞机的检测维修如果不必运到波音公司的生产基地,而是在浦东机场的停机坪上进行,所有维修需要的零配件则储存在保税区内,这可以省下相当可观的成本。 “像以上说的种种新业务,随着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立,一定可以进一步满足企业、市场的需求。 ”
“当然,一线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对海关监管的责任要求更高了。 ”卞祖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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