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年龄越小,其成长越离不开父母的支持。很显然,如果父母支持得好,孩子的发展就好,支持得不好,孩子的发展就要受影响。那么,父母是如何支持孩子的?不同家庭父母支持孩子的差异是如何形成的?父母支持孩子有没有一些可以比较、褒贬的地方?如何才能找到提高支持孩子效率的规律性的方法?答案是肯定的。
任何人做事都是有动机的,我们首先要分析一下父母为什么有动机支持自己的孩子。父母支持孩子的动机基于父母与孩子所形成的“三重关系”:“血缘关系”、“投资关系”和“师生关系”。
血缘关系给父母带来两种价值:一种是精神价值,一种是“征信价值”。父母为何要生育子女?非常容易想到的是:“生物繁衍的本能”。没错,但隐藏在其背后的动机则是“精神的愉悦”。看到自己的“影子”传承下去,体现了自己的价值所在,感到自豪。“无后为大”说的不仅仅是列祖列宗对“无后”带给整个家族的危机,更是父母本人的“自评”;血缘关系作为一种纽带,还能带来投资上的征信价值,促成投资行为的发生。这也是父母不怕子女违约的原因所在。“血浓于水”不仅促成了父母对孩子提供支持的动力,也激发了子女对父母的回馈的动力。
“养儿防老”印证了父母与子女之间存在的投资关系。但是,父母与子女之间形成的关系究竟是债权关系还是股权关系,往往却少有人深挖。一般而言,父母与儿子之间形成的大多是“股权关系”。比如,子女成年以后,一般会以收入的正相关关系向父母提供经济回馈。相应地,当子女没有住房、失去工作的时候,可能还得“啃老”,这叫“风险共担”。当然,随着核心家庭的形成、子女工作跨区流动范围的扩大,子女与父母之间以“血缘”为纽带的“征信效应”下降,子女与父母之间的关系“风险性”增强,双方的投资关系蜕变为“债权”关系。表现为父母向子女提供股性资金的力度有所下降,而代之以“借款”与“还款”。
子女一出生,父母就担当了教师的角色。其实,父母之所以愿意担任教师,一方面是血缘驱动下的情感所使,另一方面正是父母向子女进行投资的体现。但是,我们在现实中往往会发现,不同的家庭,父母所能给子女提供的教育质量和数量有显著的差异。一旦来自于家庭外部的教育资源不能弥合这种差距的时候,学生的成长就会出现较大差距。那些不能为学生提供足够合格教育的家庭,可以诠释为两个原因:一是家长不具备技术能力和时间资源。二是家长心中有一个成本曲线,感到将自己培养学生的能力提高到相当专业化的水准所带来的成本不能在足够多的子女中进行分摊。所以,在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来,越来越多的家长希望将教育孩子的活动外包,即便是从孩子几个月大起。
那么,如何在认可以上客观存在于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三重关系”的前提下提高子女的培养效率呢?
第一,稳定、加深和优化血缘之情。中国有中国的文化,如何让中国“重视亲情”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是一个能带来很多效应的问题。毫无疑问,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空间距离会成为影响两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并不反对“社会养老”,但反对以此为借口疏忽两者情感的机制和现象。
第二,引入社会资金替代父母资金投入的不足。通常来说,一般有三种替代方法。一是“拜干亲”,古代有“桃源三结义”,从古到今都有“拜干爹”、“拜干儿子”一说。很多女明星拜干爹从健康关系来说,相当于学生在搞“增资扩股”,即在学生股东、父母股东之外,又加入了“干爸”这一股东。二是与人打交道不搞单次博弈或者短期博弈。而是形成长久的友好情谊。这样可以随时互相帮助。聪明的人不会“斤斤计较”、“睚眦必报”、“次次算帐”;二是直接引入外部投资者。最好的例子就是明星经纪人制度。明星类似于学生,经纪公司付出资金的“对价”是一定比例的分成。
第三,引入更加优秀的增值服务者来替代或者弥补父母教育资源的不足和低下。相关研究表明,教育不是“上学校”这么一个环节,而是包含从教育决策、教育资源配置、上学、成才营销等等所形成的一个链条。一个人要成才,每一个环节都要做好。但从传统教育来看,只有上学实现了“外包”,其他几个环节基本上是由家庭和子女本身非专业地完成的。如果能将除上学以外的各个环节都外包出去,就能大大增加教育效率。还有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将以上环节交给一个“入股”的投资人,有这个投资人自己完成或者由其决定外包给哪些机构。
这里,我们要特别强调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这两者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瞬时交易关系,而是因为教育效果与收益的表现具有“延时效应”与“互为效应”。前者表明学校和学生的关系是长期的,后者指的是双方荣辱与共,也是“股性”的特征。我们发现,在我国有一些学校,学校与学生之间的这种“股性”关系意识不强,往往是短期的生意关系。这样就会发生很多违背教育规律的事。我们呼吁,教育一定要做品牌,要做品牌就一定要构建有利于品牌积累的治理架构。
(作者为经济学博士 现任北京大学软件与微电子学院金融信息工程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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