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 资料图
中国经济网上海8月6日讯 （记者吴凯 王剑锋） “今天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紧迫感已经来到了国内市场消费力量唤起的阶段，金融体系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至关重要。但是，我们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定位和运作机制还是在自觉和不自觉依靠银行体系来扶持企业投资和个人消费。结果，这种银行低效率的运作模式却让‘中国式的钱荒’变得更为严重。”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对中国经济网记者表示。
“大银行的金融资源垄断地位和‘政府过度保护’体制必然导致银行会陷入‘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格局。”孙立坚分析说，“乱”是因为偏好打造地方政绩工程的地方政府比较强势，只要国家定出了产业发展的政策，就会出现全国各地一窝蜂的问银行贷款投资的浪潮；尤其是土地财政模式膨胀的时候，地方投融资平台更是逾越了法律对政府融资的限制，让政府资金借贷的“软约束”现象更是恶化到了极致。另外，银行逐利的动机(政府要求银行产业扶持的力度越大，这种商业牟利的动机就越强)在缺乏市场竞争和政府的保护伞下，会很容易放松其风险控制的意识，从而出现只求高收益的过度贷款的问题。从房贷按揭问题到今天的影子银行业务和企业债问题，都能折射出中国银行业的这种“唯利是图”所导致的放贷过度的“通病”。
“死”就表现出一旦政府强化监管，整个银行业就会出现活力衰竭的现象，导致对实体经济部门严重贷款不足的问题，从而倒逼中央银行和监管部门联手救市。最近出现的银行间市场“钱荒”事态就是最好的说明。从发达国家银行业发展的经验来看，优胜劣汰是金融业健康发展必然需要遵循的规律。他们从无数次的金融危机中形成了新生代谢的内生动力，使得金融领域的国际竞争力和监管部门的防风险效率都大大提高。可是，我们的“死”，却不是优化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反而是增加了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和对实体经济巨大的冲击力。最终，“大而不倒”的规律发挥作用，从而使得很多应该解决的结构性问题被暂时性的过度管制和一刀切的救助方式所掩盖下来。
“大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有利于实业投资所需的低廉稳定的大规模长期资金，却不利于大众财富收入增长和创新驱动的产业升级模式。”孙立坚进一步分析说，过去30年中国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和重大工程的建设以及国民经济日常运转的资金，中国银行业在发挥了功不可没的作用。但是，今天中国小微创新企业的资金需求和消费者财富收入追求的愿望，却因为银行业务自身的风险控制的要求而无法得以实现。这严重阻碍了中国目前创新驱动、产业升级以及内需主导的结构调整战略的顺利实施。当然，违背银行业的经营属性，责令银行去进行高风险的放贷，反而会造成未来贷款违约率的增加，影响中国银行业整体的信用能力。不管这种放贷的形式是让银行走信贷市场，还是债券市场，还是信托市场，只要银行出现高风险的长期资产结构，就会和其低风险高流动性的短期存款负债发生冲突。所以，中国今天刻不容缓的要推动金融创新的发展，以改变目前金融资源被银行这一单一形式的间接金融平台所垄断的低效率格局。
孙立坚认为，放松管制、完善制度和重视人才的“改革红利”才是中国金融体系发展的唯一出路。今天仅靠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确立银行贷款的方向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无锡尚德集团的案例告诉我们虽然中央领导部门可以规定银行不要再热衷房地产贷款和影子银行业务，不要对现有产能过剩的行业给予融资支持，但是，这种“政策红利”的做法不能避免银行业因当前贷款集中度增加从而导致未来产能过剩问题的发生，也不能杜绝没有效率的企业，偷梁换柱，打着政府产业扶持的实业项目的旗号，继续占用全社会宝贵的金融资源的可能性。所以，治本的最好办法就是发挥市场优胜劣汰的原则，放松管制、引入公平竞争和退出的有效机制。这种“制度红利”的效果会让人才、资金、客户等要素充分流动起来，从而打破今天由银行业一家垄断中国大部分宝贵资源的低效率状态和实体经济“钱荒”与虚拟经济“钱多”的并存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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