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 资料图
中国经济网上海8月6日讯 （记者吴凯 王剑锋） 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近日表示说，美日大搞“非传统的货币政策”把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世界经济拖入了一个“超低利率”的时代，大大增加了外汇占款和人民币汇率大幅波动的压力，从而增添国内市场资金“短期化”运作的可能性。这就是游资增加所带来的“钱多”问题。
孙立坚分析说，2008年危机爆发以后，美国市场“去杠杆化”行为日益加剧，经济开始出现像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泡沫经济所经历的“大萧条”的征兆，这又反过来影响了美国经济复苏所依赖的世界经济的回暖，出现了“恶性循环”的最糟糕的状态。奥巴马政府在失去了财政政策刺激经济能力、产业政策影响力不大的政策瓶颈的时候，依然拿起了货币政策的最后一根“救市”稻草，从而改变了发达国家的政策选择方式。日本的表现就十分突出。而欧洲央行也开始转向超低利率的货币政策方式。只要美国的就业率没有出现实质性的好转(6.5%的目标失业率)，美国经济的先行指标股市价值没有形成稳定的上扬态势，深知当年美国大萧条时代政府刺激经济政策的不到位(担心通胀而过早退出)所导致的经济长期低迷的严重后果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是绝不会轻易放弃目前正在实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这一政策严重影响了新兴市场国家实体经济创造财富的动力(因为国内市场消费不足而导致出口企业的美元财富会因此大幅缩水，当然还有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政府所持有的外汇储备和美元债权的价值缩水的问题)和创造财富的竞争力(因为本币被动升值，而热钱流入又会造成国内货币政策不得不趋紧，更加导致企业融资成本不断上升，融资条件不断恶化)。
他说，比较复杂的问题是美国自己的企业家军团的财富也会受损，生产成本也会上升，在这个意义上，不久伯南克退位后代表“共和党利益”(企业家利益)的新主席一旦接管货币政策，也有可能会终止目前的非传统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此时新兴市场国家要面临资本大量流出的风险)。另外，不能否认的是，美国企业却可以得到新兴市场国家无法享受的独家利益(其中某些情况下得到的利益，甚至是建立在牺牲新兴市场国家利益基础上的不义之财)，那就是融资成本降低、债务负担减少、对外价格竞争力提高和大众财富收入回暖的好处。综合美国经济的表现和美联储的救市理念，我们判断，不到今年第四季度，伯南克的“退市”举措不会实施。
这样，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就会因为流动性泛滥而变得十分不稳定(美国却有充分“对冲”这种价格风险的金融工具，而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却因为金融发展的不成熟而不得不承担这种额外的巨大成本)。同时，中国市场的外资流入也会走向“短期化”，人民币(美元)波动、资本进出频繁的格局会变得十分明显。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有效应对的政策举措，今后我们的遏制资产泡沫的效果和经济转型的动力都会增添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孙立坚表示，未来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和“后危机时代”救市所引起的流动性泛滥问题很容易造成社会大众“预防性储蓄”(追求高收益的金融投资)行为强化而消费和生产意愿不足的现象，从而导致实体经济“钱荒”(也非常连累为实体经济服务最紧密的银行贷款和股市融资)和虚拟经济“钱多”(稀缺的土地、工业用的大宗商品和消费生产所需要的货币等今天都成了金融资本炒作的对象，产生了“物以稀为贵”的短期财富效应)并存的失衡格局。这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步伐和市场活力的复苏。
今天中国大众的消费能力，是当下消化具备“世界加工厂”地位的中国企业的巨大产能和释放中国经济市场活力的最关键因素之一。但是，由于消费水平起点低和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以及深层次的结构问题的制约，无法短时间一步到位，形成能够替代欧美市场的内需力量。即使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和地方投融资平台短期内延缓了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实体经济“钱荒”的挑战，但是对同质化地方竞争所带来的产能过剩问题、中国社会整体的物价稳定的副作用和银行体系稳定的负面影响，已经使得今天我们的政府开始意识到发挥市场的能动性来解决目前实体经济活力不足，虚拟经济投资(投机)旺盛的非理性繁荣格局有多么重要。
事实上，在解决了温饱问题后，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对于相对贫困的中低收入阶层的影响不是在于带动他们的消费，而是增加了他们为了完成原始财富积累所需要的储蓄和金融投资的资源，如果中国政府能够控制好货币发行的总量，中国银行业能够解决“负利率”的现象，中国股市能够解决让优质企业给股民创造持续稳定的财富收入所需要的制度设计问题，那么，中国社会大多数群体就会率先进入中等收入(已扣除通胀的影响)的社会，这对带动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至关重要。我们认为，增加大众财富性收入的关键还是在于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效率环节上，美国那种纯粹“市场金融”的工具创新模式并不适合今天大多数人处在中低收入阶层、国内投资者教育还非常有限的中国国情。
孙立坚谈到，不能否认，改革开放30多年来，至少沿海城市已经得到了巨大的制度红利，形成了相当一批能够带动中国内需的潜在的消费军团。但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安心地去大量消费，相反为了解决城市的住房问题，孩子的教育资源竞争问题，未来城市看病养老的拥挤问题，他们还是觉得自己的财富不够充实，还是每天热衷于寻找金融投资的机会和和根据短期的投资业绩表现来调整自己的金融资产的组合，于是，就自然出现了实体经济因为消费不足而导致企业利润空间收窄、投资意愿下降和融资条件恶化的“钱荒”问题(大企业不愿意按照现有的利率融资，中小企业因为盈利能力下降而得不到银行的正常贷款)，相反，这批中产阶层对投资收益义无反顾的追求也让楼市的调整变得困难，让银行吸纳社会闲资的成本上升，信托泡沫、货币市场工具泡沫和楼市泡沫逼得产业资金只能“空转”，靠现在虚拟经济的“钱多”来维持资金成本和收益之间的平衡(当前实体经济的低投资回报根本无法覆盖资金的高成本水平)。所以，如何调动虚拟经济的“钱多”资源来解决仅靠国家财政资源无法解决的大众“后顾之忧”问题已经变得刻不容缓了。但是，过度的依赖个人和企业所得税等实体经济领域的财富收入的结构性调整方式(劫富济贫效果)，会让我们争取“钱多”资源的效率越来越低，甚至造成适得其反的“资本逃避”、“灰色金融”的问题更加严重。
常常在国外做调研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交流的时候，外国学者和政要都希望我们来解释发生在他们国家的、中国游客抢购国际一流奢侈品的现象。他们无法接受中国学者对消费不足所做的收入低和后顾之忧高的解释。尽管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可以解释在国外发生的过度消费的局部现象，但是，它给我们的启迪是，当年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邓小平务实的改革战略，是仰仗了同时配套推进的开放战略而得以成功实现的。就是借发达国家高消费的市场给我们提供增加产能、创造就业、提高收入的绝好机会。那么，为什么今天我们不能把中国群体中虽然只占少数(外国人口与中国相比也是少数特征)但是财富拥有量却占中国群体大头(有的甚至远远超过了海外发达国家中等收入的水平)的“富人资源”，有效的利用起来，让他们在国内消费、在国内支持小微和民营企业创业发展，而不是无奈的看着他们把巨额的资金交给欠发达的中国市场来理财，这样的结果无可厚非地让我们做出如下无情的判断：他们就是推动中国资产泡沫最主要的军团(在这方面，中国富二代和官二代的差异变得小起来了)。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低端的产业结构、高昂的税收负担、赝品得不到有效遏制、商家诚信匮乏、缺乏个性化的消费服务以及社会“仇富”心态和行为等，都让最有消费能力的高收入阶层，不敢在国内消费，即使交通成本增加不少，也还是选择在海外消费。这是因为总体上他们还是能够通过海外消费得到在国内无法实现的幸福感。
孙立坚指出，不管怎么说，今天个人的这种“理性选择”却恰恰加剧了中国社会“钱多”和“钱荒”并存的失衡格局。如果不善待尽管少数但最有消费力量的高收入群体，而是急于求成，一味去超越企业的承受能力来推动一大批中低收入群体(最低)工资的上涨，以期待他们推动内需增长的效果，那么，我们现在和今后看到的结果可能恰恰与我们的初衷相悖，消费没有带动起来，反而产生了增加消费的障碍。因为这种做法导致了社会大众通胀预期的强化(人人都好像比以前有钱，但企业绩效却没好转，民生改善的社会资源依然稀缺，于是，大家为了缓解未来收入降低的风险，争取有限资源为我所用，就会更加在今天省吃俭用，更加去谋求金融市场高收益投资的机会)，从而加剧了“钱荒”和“钱多”并存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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