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要求“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节奏,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并提出十项具体要求。此前2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进一步公平税负、促进贸易便利化、加快中西部和贫困地区铁路建设三项提振经济的新举措。这两次会议标志着,稳增长已经从此前的领导表态阶段转入到了更进一步的具体部署实施阶段。
中央最近的这些举措,在某些人看来,似乎和前一阶段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存在出入。他们认为,前阶段的工作思路有三大支柱:不推出经济刺激政策、结构性改革和去杠杆,所以政府应该容忍增长率的短期下行,以换取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
这种看法可能存在过度解读的倾向。从新一届领导集体履新后的一系列表态来看,强调的是改革与增长并重,并不是绝对不会推出经济刺激政策,只是力度不会太大,而且一项政策的推出往往要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这三重目标。相应的在财政支出方面,去杠杆的提法也过于绝对化,政策的目标并非去杠杆,而是调控当前杠杆上升速度。一个明显的例子是6月26日推出的棚户区改造方案,被认为同时兼顾了改善民生和稳增长。
上述政策特点是与当前经济发展形势相适应。首先是财政政策调控空间在收窄。一方面,由于地方财政资金匮乏,政府资金难以撬动规划项目,今年没有出现地方经济增长的“换届效应”;另一方面,靠积极的财政政策大上项目直接拉动G D P的边际效应在下降,尤其是在当前产能严重过剩的条件下,传统政府投资拉动效能趋弱。据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计算,我国投资1元钱能形成的固定资产已经从几年前的0.9元变为0.7元。
货币政策的调控空间也在变窄。我国社会融资总量增速从去年一季度的负值陡升至今年一季度的58.8%.但工业增速却在下滑,说明货币供应的扩大没能产生经济实效。据测算,近年来货币供应的边际效应锐减,2005年至2008年,l元社会融资能带动4元GDP,到2012年只能带动1.93元。此外,通货膨胀的阴影始终笼罩在中国经济上空。由于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下降,刺激手段一旦过激,就有可能带来物价的快速上涨。在汇率政策方面,适当调低汇率有助于缓解出口企业压力,但又可能带来资金外流的风险。
此外,近两年来风电、光伏等新兴产业的勃兴以及随后迅速陷入泥潭,说明以往政府给地、帮助融资直接拉动产业发展的方式同样已经不合时宜。随着我国技术实力和产业层次大幅提升,横向竞争色彩越来越浓,寻找短平快项目难度正在加大。
尽管当前经济下行的主因在于需求不足,但是在需求端面临的种种掣肘使得政策选择只能指向供给端。供给端管理虽然见效慢,但是可以兼顾短期和长期。从供给端管理来看,经济的发展取决于企业的活力,核心就是要降低企业的负担,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公平税负,暂免征收部分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就是这一原则的集中体现。总理已经明确表示,经济的“下限”就是稳增长、保就业,当前国内外发展环境十分复杂,可以预见,更多的稳增长的措施还会陆续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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