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5月以来,中国政府频频“出手”的稳增长动作令人瞩目。从货币、财政到产业、改革,国务院及各部委打开“工具箱”,沉着应对经济下行压力。
分析人士认为,5月中国稳增长举措密集出台,对实现全年经济增长目标将发挥重要作用。与2008年底中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采取的大规模刺激相比,这一轮稳增长力度并不小,且更注重效率和遵循市场规律,更强调从供给层面“固本”。但要让其发挥实效,需要加快改革。
关键的时间节点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刘伟认为,去年以来,中国经济中的下行趋势日益突出,下滑风险较大,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变得十分明显,这是此轮稳增长的动因。
今年1至4月,中国多项经济指标走势不容乐观,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名义增长12%,低于全年增长预期目标15%。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至7%。
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高度重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随后各项稳增长措施紧接而来。
记者粗略统计,自5月1日开始,国务院在22天里发布和批转了十几份与稳增长有关的文件,货币和财政政策加速向稳增长倾斜,投资这驾“马车”也正在发力。
这一轮稳增长的时间节点十分关键。中国一季度经济同比增长7%,与年度目标持平,而二季度已过一半,如果经济下行势头不遏制住,上半年经济降速太大,全年目标就难以实现。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部长徐洪才认为,现在稳增长的任务很艰巨,预计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下降到6.8%,前期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要发挥作用还要有一个过程,需要加大稳增长的力度。
“希望这一轮稳增长能在三季度发挥作用,二季度让经济触底,三季度实现反弹,增速回到7%,四季度得到巩固,达到7.1%左右,这样就能达成今年7%左右的增长目标。”徐洪才说。
又一个“4万亿”?
同样是在经济持续放缓的背景下出台,这一轮稳增长让一些人不由得想起2008年底中国启动的“4万亿”刺激计划。经济学家们认为,这次稳增长的力度很大,但与“4万亿”相比有质的不同。
“这次的力度并不一定比以前(4万亿)小。”徐洪才认为,现在中国经济的基数更大,动员社会资本的能力也更大,而且现在中央提出“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不少地方的产业布局更注重融入全球产业链,政府服务正在改善,民营企业的投资能力也今非昔比。
与“4万亿”出台时不同,当时中国经济在外部冲击下增速直线下滑,而目前中国经济的放缓更多是平稳的,政府的应对也更加“有备而来”。
“(2008年底)当时是迫在眉睫,燃眉之急,这次稳增长还是经过充分论证、有顶层设计的,减少了盲目性。”徐洪才说。
在他看来,这轮稳增长的核心是“稳投资”,而其中的关键又是运用PPP模式,这就意味着除了政府主导,民营企业对市场回报的合理诉求会在投资当中得到更多体现,项目论证和运营都要按市场规律来办,这样可以提高资本效率,减少浪费。
刘伟注意到,与“4万亿”主要是刺激需求相比,这一轮稳增长的最大不同是强调刺激供给,加强供给层面的管理,其核心就是降低企业成本。而此轮稳增长的各种措施,无一不是针对企业的融资、税费、审批、交易等各项成本。
“刺激需求是给经济打强心针,但现在投资、消费、出口的需求都起不来,病人打强心针是不固本的,生产者才是本,刺激供给就是针对生产者的。”他说。
刘伟指出,从投资来看,2008年“4万亿”出台时,实体经济是有投资需求的,而现在产能过剩太严重,地方也面临更严格的预算约束,导致投资需求很弱。从消费来看,长期限制消费的收入分配问题、产品供给不足问题也都是刺激需求解决不了的。
改革:稳增长的必要条件
稳增长频频发力,能否发挥实效?深化改革被认为是重要条件。
刘伟指出,刺激供给要产生效应,必须要让企业对市场约束足够敏感,才能在市场成本下降后立刻有反应。也就是说,市场化改革必须深入,否则有些企业可以不受市场约束,那供给层面即使改善了也不能刺激企业投资和创新。
“如果市场化程度不够深,强调供给管理可能导致的结果就是加强了计划经济的倾向。”他表示,国有企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都是需加快改革的领域。
刘伟特别指出,地方政府激励机制应尽快完善,以配合这轮稳增长对供给的刺激。“地方政府其实管理不了需求,因为货币、举债都取决于中央政府,所以从需求层面考核地方官员作用并不大,应该从服务企业、降低企业创新风险等供给层面对官员进行考核”。
“很多政策很好,问题是要加快落实。”徐洪才表示,目前PPP推广还没有产生一呼百应的效果,很多民营企业犹豫不决,政府要改进对企业的服务,除了简政放权,还要有所作为,按市场规律组织社会资本参与,对回报周期长、收益较低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事业项目给予适当补贴。
“政府官员‘懒政’现象是个很大问题,有些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可以把落实推广PPP、提高项目资金到位率与政绩考核挂钩,以产生立竿见影的稳增长效果。”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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