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高管近来频频离职背后

　　2015年1月1日起，国有银行董事长、行长、监事长以及其他副职负责人的薪酬，按照央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的意见执行。初步估算，“五大行”高管的最高年薪调降至人民币60万元左右。巧合的是，近几个月国有银行高管的辞呈纷至沓来。一纸“限薪令”，难道引发了银行高管离职潮？

　　高管去职有点多

　　4月2日晚间，中国银行公告称，公司董事会收到祝树民的辞呈，祝树民因工作调动，辞去副行长职务。据悉，祝树民今年55岁，1998年开始进入中行工作，有丰富的银行业从业经验。这已是中行今年以来第三位离职的高管。3月6日中行公告称，岳毅因工作调动，辞去副行长职务。岳毅自1980年开始就在中行任职。该行3月26日又发公告，称该行信贷风险总监詹伟坚离职。2013年詹伟坚的年薪为人民币850万元，是上市银行薪资最高的高管。

　　其他大行也不乏高管去职情形。2月10日晚间，交通银行公告称，钱文挥因工作调动原因，辞去交行执行董事、副行长、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等职务。53岁的钱文挥是交行排名第一的副行长，分管领域涵盖了机构业务部、投资银行部、资产托管部、国际业务部等核心业务部门。

　　3月10日晚间，建设银行发布公告称，因工作变动，朱洪波已辞去该行执行董事、副行长的职务。

　　税后只挣五六千？

　　一时间，限薪可能是高管离职导火索的猜测甚嚣尘上。

　　据国家有关规定，2015年1月1日起，国有银行董事长、行长、监事长以及其他副职负责人的薪酬，按照国家关于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的意见执行。初步估算，五大行高管的最高年薪调降至人民币60万元左右，薪酬与银行业绩指标包括净利润、不良等相关。

　　“今年前几个月，一些国有银行高管月平均税费后收入只有五六千元。”沪上一银行业人士对《金证券》记者透露。

　　在外界看来，国有银行高管将面临巨大的薪酬落差。据2014年上市公司年报资料，国有大行披露的2014年高管薪酬基本在100万元人民币左右，与2013年相比总体趋势是微涨。比如，建设银行行长张建国去年年薪微涨2.1%到113万，工商银行行长易会满年薪微涨5.4%到109万。

　　但与股份制银行相比，国有银行高管收入却相形见绌。以行长薪酬为例，平安银行(000001)行长邵平薪酬最高，税前报酬总额为835.27万元；招商银行(600036)行长田惠宇税前报酬总额为474.60万元；今年一月份，民生银行(600016)因原行长毛晓峰事件，由洪崎董事长代行行长职责，其税前报酬总额为450.74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除平安银行外，其他银行年报大都有“公司领薪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最终薪酬主管部门正在确认过程中，其余部分待确认之后再行披露”等类似的注解。例如，浦发银行(600000)2013年年报显示，行长朱玉辰税前报酬总额为150万元，但在2014年年报中，其2013年最终薪酬（税前）为209.85万元，因此未披露的部分大约是39.3%。

　　限薪令未触离职潮

　　“极个别人离职可能与薪酬有关，但限薪令不会引发离职潮。”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向《金证券》记者表示。

　　他说，按照薪酬制度改革意见，央企薪酬改革要降的是“带有行政级别高管”的薪水，新的薪酬标准符合他们的劳动付出，“除非是50岁以下且有相当经营管理能力的，否则不会轻易跳出体制内。”而市场化招聘的高管则按照市场化薪酬执行，不受“限薪令”限制，也不存在因“限薪令”辞职的问题。

　　知名财经金融评论家余丰慧更直言，虽然近段时间银行高管离职者多，但还未出现因“限薪令”而离职的一起案例，主要还是与工作调动、已到退休年龄等因素有关。比如，类似于詹伟坚这样的总行部门主管并不在限薪范围内；中行副行长祝树民离职后，已经调任农发行任行长；建行原副行长朱洪波被组织调任到光大集团党委副书记一职，均与央企限薪沾不上边。

　　他判断，“限薪令”涉及的银行高管人数有限，最终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这个级别的高管更为看重政治前途、社会地位等，况且60万薪酬并不算少。”

　　《金证券》记者也注意到，去年下半年，农行行长张云在业绩发布会上表示，“农行会坚决拥护、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个决定（央企高管降薪）。”

　　民营银行抢人大战

　　采访中，中投顾问金融行业研究员霍肖桦提出，当前高管离职现象增多，与银行业当前竞争激烈、压力增大也有关。银行高管的压力，除了同行之间的竞争外，还有新兴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银行造成的压力，高管面临业务创新与保持业务水平的压力，这也导致离职情况的增加。

　　余丰慧对《金证券》记者表示，未来倒是完全有可能涌现国有银行高管、管理部门职工以及基层员工的离职潮跳槽。一方面将来民营银行准入门槛降低或者放开后，以及互联网金融机构雨后春笋般涌现，对金融管理人员的需求将非常大，吸引国有大行人员另谋高就是必然的。另一方面，多年来五大行内部压了一大批有专业知识、有银行业务管理经验的人才，这些人才实际上处于两难选择的矛盾心理之中，对国有大行有一种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感觉。只要民营资本设立银行放开，埋没在国有大行的人才就会迸发出来，喷涌而出。

　　这从国内第二家获批开业的民营银行——上海华瑞银行的“豪华”高管阵容似乎可见一斑。原中国银行苏州分行行长朱韬担任华瑞银行行长；原中国银行网络金融部助理总经理孙中东担任华瑞行长助理兼首席信息官。央行也成输出大本营，央行上海总部原副主任凌涛任华瑞银行董事长，央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周金黄也加盟华瑞银行，出任副行长。

　　广州某外资银行支行行长陈燕（化名）就有过从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跳槽的经历，她告诉《金证券》记者，这两三年经济环境不好，银行中高层压力山大。一方面拉存款难，另一方面对不良贷款额和不良率的控制相当严格。“高层要限薪，其实中层的收入都在减少。支行行长拿的都是浮动工资收入，与级别并不挂钩。如果任务没完成或者出现了不良贷款，每个月也只能拿不到3000块的收入。”

　　在她看来，国有行中层的压力与薪酬不相匹配。比如大型国有银行一级支行，行长要管理上百亿存款、几十个网点、几百号人，收入也不过几十万元左右。相比而言，外资行支行行长只需要管理二三十人，干得好年薪一两百万不成问题。

　　陈燕坦言，“现在家家都在谈业务创新，但实际腾挪的空间很小。不少以前的同事都有动一动的想法，但目前最佳的着陆点还是股份制银行或者外资银行，对于民营银行，还是观望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