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下半年以来，一个颇显神秘的舆论氛围是，媒体不时要议论、揣测一番美联储会不会在“声明”中去掉“有耐心”这个词汇。一个货币政策机构，其一个单词的使用被如此炒作，提升到圣旨的程度，实在令人唏嘘不已。笔者认为，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应该冷静看待这种“舆论秀”，减少盲从。
不可否认，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其货币政策的调整自然会对其他国家产生重大影响，但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国内经济有极强的韧性、有极强的内部调节能力，整天盯着美联储主席耶伦的只言片语，以为我国货币政策真的要时刻“唯美国马首是瞻”，就是过度之举了。
我们可以追溯一下近年来中美货币政策背道而驰的两个案例。
一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中美货币政策选择。
2007年9月份，美联储大幅度降息，之前中国刚刚加息，中美利率的反向变化让很多人担心：会不会有太多的热钱进入中国套利，给通胀压力较大的宏观调控制造新的困难，甚至改变当时中国实行的以紧缩为主的货币政策。
在当年9月份召开的“亚洲金融论坛”上，央行行长周小川对各界的这一担心进行了释疑。他强调，中国的货币政策会对外部因素保持关注，但主要关注本土的投资、消费和经济波动。
之后，央行在有力监管出入境资本流动的条件下，积极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弹性，这种政策搭配保障了央行货币政策的相对独立性。
二是2010年，美国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呼之欲出，美元超额投放以及美元大幅贬值引发的主要货币汇率的过度波动与无序调整，不仅扰乱了全球货币秩序，也使各国货币政策博弈更趋复杂。在这样的外部货币环境下，央行在10月19日突然宣布自次日起加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5次加息），改变了之前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采取的降息通道。
此举被各界认为是央行在捍卫货币政策立场，保卫中国经济与财富不受他国货币政策调整而受冲击，更不会被发达国家绑定为其货币政策失当埋单。同时，中国货币政策“以我为主”的立场得到强化，同时也宣告对于“货币战争”，中国已经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和战略准备。
以上两个案例，说明中国的货币政策“以我为主”是长期策略，但这并不是说对外部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无动于衷。在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例会公报中，几乎都会有“密切关注国际国内经济金融最新动向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变化”的措辞出现。
现在回到我们该如何应对美国加不加息的这个问题上来。
中国货币政策强调“以我为主”，并不是不关注外部货币变化，而是兼顾内外，统筹决策，统筹施策。对于美国何时加息、力度多大，我们都应该做好及时应对的预案，但切不可将其作为核心任务来应对。因为，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关系是，既要受到外部影响，也对外部发挥影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不是单向地依赖外部。那么，对美国货币政策变动可能带来的影响，完全可以吸收和化解。现在并不存在美国打喷嚏，中国就必然感冒的逻辑。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要谨防过度追随美国货币政策，采取失当措施，对国内经济带来负面影响。比如，2013年6月，美国货币政策紧缩预期的升温曾导致我国资本明显外流，成为国内“钱荒”的一个导火索。事后来看，当时央行采取的应对措施是滞后的。
因此，如果一旦美国确定加息，就需要央行及时通过公开市场操作、降准等工具向金融市场补充流动性，对冲其影响。同时，政策决策者与市场保持良好的沟通，适时引导和稳定市场预期，也非常重要。
最后，作为世界第二经济体，中国应该拥有、事实上也开始拥有在世界金融领域的基本话语权，比如参与国际货币基金改革，设立亚投行，设立丝路基金等。一是要与不断上升的经济地位相匹配，二是要维护本国基本的发展权益，中国的货币政策应该与“影响力释放者”的国家角色相适应，而不是相反。分析人士也应该摒弃把美国货币政策当“圣旨”，把耶伦只言片语当“灯塔”的思维惯性，不要随西方媒体的舆论秀而起舞。而应当把更多的将注意力放在中国正在进行的金融改革上以及为支持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而做出的货币政策工具选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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