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多项金融改革年内开花

陈曦/东方IC 图

　　存款保险制度出台、存款利率上限放开、互联网金融监管办法等多项金融改革与新政，有望今年内“开花结果”。

　　“成立存款保险的机制，各方面条件已经基本成熟，我个人估计，今年上半年就可以出台。”3月12日14时45分，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的“金融改革与发展”记者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的第一个回答就给出一个确定的表态，“存款保险制度作为金融改革重要的一步棋，已经经过了一段时间紧锣密鼓的准备，去年年末时公开征求了《存款保险条例》意见。并且，结果总体正面。”

　　当天，一同出席记者会的还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丝路基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金琦等。

　　稳健货币政策未变

　　中国经济面临比较大的下行压力，有很多意见认为应该实行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央行也确实灵活运用了很多货币政策工具，达到了宽松的效果。

　　在两次降息一次降准之后，“央行为什么还坚持说，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向没有发生变化？”在回答记者的这一问题时，周小川援引了“新常态”来解释这一现象。他分析说，中国经济目前所处的阶段叫新常态，“新常态是一种常态，不是一种特殊的、有问题的状态，因此不一定说货币政策的提法需要一个新的提法”。

　　他解释说，对货币政策的“文字的描述只有五个大的范畴：一是宽松的货币政策，二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三是稳健的货币政策，四是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五是从紧的货币政策”，“这五个范围从文字上说，覆盖的面都比较大。在每一个范畴里，向左向右都可以有灵活性的调整，但是从一个提法换到另一个提法，这个台阶一般是比较大的”。

　　周小川告诉记者，央行关注货币政策的松紧程度，还有一个指标是M2，“所以政府工作报告专门提到了M2的增长速度”。“尽管央行使用了各种工具对货币政策来进行调节，包括一部分定向的货币政策的调节。但是加在一起后，广义货币供应量也就是M2的增长仍旧是适度的，所以并没有改变稳健的货币政策状况”。

　　在回答记者“PPI连续37个月负增长之后，是否意味着我国经济面临通缩的风险”的提问时，周小川再次重申了货币政策仍处于“稳健、中性的范畴”的判断。他解释说，物价确实是观察经济的一个重要指标。“物价也有好几种指标，大家知道有CPI、PPI，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生产者物价指数，以及GDP平减指数等。其中，PPI指数与投资活动关系也是比较大的，因此我们说在经济结构转变进入新常态的过程中，PPI的变化比较大一点。”

　　并且，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变化较大。“因此，我们可能对于物价的变化，既要给予足够的关注，同时也要把观察的时间段放长一些，趋势性放长一点来估计，同时要慎重。”周小川说。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补充说，虽然有很多指数来衡量通货膨胀，但是一般来说，CPI是最主要的指数。最近这些年，我国有的年份CPI为负，比如1998到1999年连续两年CPI为负，2002年和2009年CPI也是略微地为负。

　　“去年我们的CPI是2%，今年2月份的CPI同比是1.4%，所以我们还是在密切地关注CPI及PPI的走势。”易纲说，“PPI是生产价格指数，虽然连续37个月为负，但是这个压力可以说是全球性的压力，特别是最近一轮的油价、大宗商品、铁矿石价格的下降，对PPI的影响会比较大。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恰恰是应对目前这种形势的一个合适的组合，也是政策的应有之义。”

　　热钱流出数量不大

　　“央行如何分辨普通资本流出和热钱？您是否担心美元升值会加剧中国资本流出到危险的水平？”在回答记者提出的这个问题时，周小川认为，资本外流与资本外逃，实际上这个意思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中国是国际市场上的贸易和投资的大户，在贸易上不仅有货物贸易还有服务贸易，这些都是正常的活动，要买东西肯定要付钱，要买服务也要付钱，对外投资的也要付钱出去，所以钱就会出去，这些都是正常的资金出出入入。

　　他解释说，中国国际收支上，绝大多数资金的进进出出主要都是有正常的贸易和投资背景。但是也有一些可能与热钱有关系的，不仅有外国的热钱，可能也有中国的热钱，定义为主要是在金融市场上追求短期的投机性利益的这种流动，那么可能是叫做短期投资性的热钱。“这个数量往往不容易准确地进行观察，但是应该说它肯定是存在的。从中国现在的情况来讲，这并不是很厉害。”周小川表示，世界上有一些其他的国家资本外逃是由于对本国的环境丧失了信心，认为财富没有保障，所以资本外逃。中国也有这种现象，但是与正常的投资贸易相比，这个数量也不是很大。

　　周小川认为，如果今年美联储对美元加息，金融市场的人可能会考虑当前多买一些美元，或者有一部分美元存于境外，这是合理的，这种倾向肯定是存在的。总之，这里有一些摆布金融资产的机会，但并不是会带来巨大的差异、巨大的投机机会，所以就我们目前所观察的情况，认为它并不是构成一个非常大的威胁。与此同时，如果美国加息的话，它又有好的一面，意思就是表明美国经济终于经过这么多年，从本轮金融危机以后进入了实质性的复苏，对全球经济也是一个好的信号。

　　随后，易纲补充了一组数字：“去年我们境内的企业和个人涉外的收入，是33000多亿美元，我们涉外的支出是32000多亿美元。如果按一年有240多个工作日来计算的话，也就是说，我们的银行每天代客（企业和个人）涉外的收入和支出都超过100亿美元，是这样一个概念，所以国家改革开放到现在，经济是充分地开放、充分地融入全球经济了。”

　　“我再补充另外一个视角，比如最近是不是有流出。可以看去年，企业和个人在境内的金融机构的美元存款增加了1000多亿美元，今年1月份境内的美元存款又增加了400多亿。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企业、个人、金融机构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他们都在优化他们的资产负债表，根据预期来调整资产的货币结构和负债的货币结构。”易纲说。

　　人民币加入SDR是多赢

　　人民币国际化，也是记者会上非常受关注的话题。201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对特别提款权（SDR）一篮子货币构成，进行5年一次的评审。在回答香港记者关于人民币被纳入SDR的可能性多大，以及会否影响到港元的提问时，易纲提醒说，我们“要有一颗平常心”看待。

　　5年以来，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发展得很快，现在人民币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的贸易融资货币，第六大交易货币，有许多国家和地区货币当局也用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易纲在发布会上解释说：“毫无疑问，人民币加入SDR，有利于扩大SDR的代表性，同时也有利于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这对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开放也会起到促进的作用，所以我们也在评估这件事，和基金的同事在积极地沟通，希望基金的同事能够充分地考虑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使人民币在可见的、不远的将来能够成为SDR的篮子货币。”

　　不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评审SDR有两个标准。易纲分析说：“一是看货币背后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量。这个标准中国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中国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世界上是数一数二的。二是货币要能够自由地使用。目前这个标准在一些地方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总的说来，大家看人民币的交易，在岸和离岸的市场，离岸人民币（CNH）、在岸人民币（CNY）市场的发展，海外人民币的存款、债券和其他衍生产品的发展，都说明人民币正在朝着一个可自由使用的货币的方向发展。”

　　“当然，人民币是否加入SDR这个问题，我想我们也要有一颗平常心，这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过程，什么时候加入、加入不加入，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进程会继续地向前推进。”易纲说。

　　那么，港元挂钩美元的模式是否需要调整呢，易纲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解释说，按照“一国两制”，两个货币当局沟通得非常好，目前两个货币之间在金融上的合作也是非常畅通的。“我没有看出有任何必要要调整这个格局，我看目前港币盯住美元这个制度，运行得很好，所以我们和香港金管局的合作，包括金融市场的合作，今天我们讨论的很多离岸市场的建设等，会进一步加强。”

　　利率上限今年或放开

　　“央行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在不断地推进。并且在不久前的不对称降息当中，央行扩大了存款利率的上浮空间。在当前我国利率市场化的程度下，今年有没有可能全面放开存贷款利率市场化？”在回答上述记者提问时，周小川肯定地说：“我们离利率市场化也就是最后的存款利率上限的解除，已经非常近了。”

　　他解释说，去年人民币存款利率的上浮空间扩大了20%，今年前不久的这次利率调整，又进一步将向上浮动区间扩大了10%。“今年如果能有一个机会，可能存款利率上限就放开了，大家期望中的最后一步就走出来了，这个概率应该说是非常高的。”

　　易纲补充说，这次存款利率上限提高到1.3倍以后，商业银行还是能够差异化的定价，出现了上浮区间不同的阵营，也可以看出来大银行上浮的幅度少一点，比如说10%左右。中型的银行，我们过去也叫股份制商业银行，上浮了20%左右。一些小的金融机构，包括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上浮多一些，可能在20%到30%。实际上这种差异化定价，商业银行和客户之间的优化已经在形成。

　　“如果我们的金融机构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和适应，包括我们的家庭、个人、企业都适应了这种环境，我认为中国利率的基准，比如像隔夜7天回购的利率，这些基准在逐步地成熟，所以这种利率市场化的条件正在朝着越来越成熟的方向发展。我想，对未来利率市场化还是越来越朝着一个市场化的方向前进的。”易纲说。

　　资金入市有利实体经济

　　从去年开始，央行使用了定向降准、抵押补充贷款等一系列货币工具，以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经济的发展。在回答央行定向调控的效果如何，且如何确保资金流入到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而不是股市等非实体经济时，周小川批驳说，他不赞成资金进入股市就不是支持实体经济的说法。

　　他解释说，对于流动性管理、基础货币投放的结构性政策，确实不可把它的作用估计得过高，说得过大也不见得是符合实际的。“那么对这些政策的评估，我认为需要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了有不少正面的效果，但是我认为花一段时间大家看这个问题会更加冷静、更加准确，也包括其中一个观点，就是这些资金进去以后不应进入股市，好像进入股市就不是支持实体经济了，这个观点从我个人来讲，并不赞成。”

　　他进一步解释说：“股票市场这么多实体经济的企业，从石油、化工到建筑、基建、农业、食品工业，他们都在股票市场上融资，他们也都在银行开有账户，在银行借钱，这些资金非常直接地支持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从股票发行角度，多数是实体经济的企业通过股票市场来融资，使实体经济得到了发展。确实有一些股票市场和金融市场中其他的环节中有一些金融交易有可能脱离实体经济，是一种纯粹的投机炒作的做法，但是不能一概而论，好像去了股市就是不支持实体经济。”

　　同时，他还对资金“在金融市场中自我循环就是脱离实体经济”的说法进行了批驳，认为“这也是不准确的”。“我们说金融的大量活动，大家可以观察到，都是在进行资源配置、为实体经济直接或间接进行服务的，但是确实有一些个别金融产品会陷入纯粹投机性的目的，这个我们是要加以防范的。全球比较起来，中国无论是从党中央、国务院到中央银行一直到整个金融界，我们是最强调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其他国家都没有我们强调得这么厉害。”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也是中国有关的官员和学者首次提出这个危机背后的原因是有一些金融活动是脱离实体经济的，应该强调为实体经济服务。随后有一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专门写了很大一段话。我们目前通过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进行的大量活动总体上都和实体经济是高度相关的。”他补充说。

　　丝路基金将引民资

　　中国去年11月宣布，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项目建设提供投融资支持。

　　“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会同各有关单位开展了紧锣密鼓的筹备工作。丝路基金已经在去年底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完成了工商注册。”丝路基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金琦告诉记者，“到目前为止，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管团队都已经搭建完成，下一步在继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同时，我们将尽快开展实质性的业务工作。”

　　作为一个中长期的开发投资基金，丝路基金要为“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和地区实现互联互通的目标服务。金琦坦言，“一带一路”没有严格地域界限，只要有“互联互通”的需要，丝路基金都可以参与相关的项目。

　　金琦强调，丝路基金是通过“中长期股权”为主的多种投融资方式，投资于基础设施、能源开发、产业合作和金融合作，这些领域尤其要重点支持国内高端技术和优质产能“走出去”，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从资金来源看，丝路基金的资金分别来自于不同的股东，包括外汇储备、中投公司、进出口银行和国开行，这些资金都是有相对应的人民币负债的，所以丝路基金不是援助性或者捐助性的资金。在运作上，必须坚持市场化的原则，投资于有效益的项目，实现中长期合理的投资回报，维护好股东的权益。

　　金琦还指出，丝路基金是开放的，在运作一段时间之后，非常欢迎有共同志向的投资者能够进入到丝路基金来，或者在子基金的层面上开展合作。

　　据悉，丝路基金将择机引入一些有中长期承诺的机构民资，运作前期可能依托国家开发银行大量的境外项目储备资源、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资金和渠道优势、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海外投资经验，发挥协同作用，资金主要投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能源、钢铁、电力、通信等相关行业领域。目前，国内有意参与“一带一路”的省份也正在积极制定相关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