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经济成绩单出来了。国家统计局1月20日发布数据，初步核算，2014年GDP比上年增长7.4%。
这一增长速度，在中国政府和舆论机构的预期之中。但在国际社会却是纠缠不清——有唱衰中国经济者，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德曼；也有力撑中国经济者，如世界银行，认为中国经济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就数据而言，中国经济总量基本上相当于日本的两倍；就美元汇率计算，中国经济规模大抵为美国的57%（中国约为10万亿美元，美国稍高于17.5万亿美元）；按照人均GDP计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中国的排序是全球第89位。
作为人口大国，和全球第一、第三经济大国比总量，连中国人自己都觉得不甚客观。人均GDP才是有相对说服力的数据，按照这一数据，中国大约和秘鲁或马尔代夫相当。
各机构纷纷拿中国和亚洲的另一人口国家作对比。超过10亿人口的印度，比中国有着更多的人口红利，而且具有后发优势。高盛认为从2016年起，印度经济增幅将超越中国。尽管英国《金融时报》将印度何时超越中国视为 “老掉牙的预测”，但该报中文网1月16日认为，“印度龟”有望超过“中国兔”。
人们对中国过去30多年的持续稳定高速增长，视为过去时。借助中国政府自己设定的“新常态”，认为中国经济将不可能重现以往增长奇迹。
基于基础薄弱时代的国情背景，中国改革开放释放的红利让人艳羡不已。但中国国力增强到全球第二时，再维持高速增长也不合逻辑。凡事皆须辩证观照，中国经济增速增长既有改革红利正引擎的牵引，也有市场失衡负能量的伴生。简言之，一是决策思维的政绩至上导致经济发展重速度轻质量；二是竭泽而渔的发展观致使资源环境不堪重负；三是投资落后产能和地方融资平台泛滥导致的产能过剩和地方债高企；四是体制机制的不健全导致社会不公、影响社会稳定等。
从经济到政治再到社会治理，一路狂奔的中国亟须放慢脚步，深入思考一揽子系统难题和结构性顽疾，通过新一轮的改革调整弥补短板，再出发实现和谐发展。
2014年是中国深化改革的元年，也是新常态的适应元年，中国经济增速慢下来符合预期。加之国际市场的影响，原有的引擎工具力道减弱（投资与外贸），中国经济新常态很容易体现在举世关注的 “慢增速”上。经济增速，在后危机时代的全球市场，最能体现一个经济体是否复苏，而整个国际社会在2014年都处于高度焦虑中，所以对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特别敏感。对于中国新常态的内涵，西方机构和媒体也不愿意深入分析体会，而对于中国“明显”的经济下行，很符合他们的主张——中国也许真的不行了。
即使2014年中国经济增速只有7.4%——和其他经济体相比，经济增长也是一枝独秀。中国改变了政绩考核模式，加大了金融改革力度，并通过依法治国，使中国社会治理步入更新的制度常态。中国亦启动新的改革开放试验田，自贸区试验从上海一家扩容为粤、闽、津及沪4家。基于消化产能和利用好中国丰裕的资本，中国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外交高效推进并有了相当成果。最突出的莫过于成立了“两行一金”——金砖国家银行、亚投行和丝路基金。这吸引了周边邻国的极大兴趣，中泰、中印铁路项目破局，铁路外交初见成效。
当中国传统的经济引擎不力之时，中国第三产业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超过其他产业。跨境电子商务的蓬勃兴起，尤其是阿里巴巴在纽交所的成功上市，意味着中国新兴的电子商务产业真正成为全球巨头。
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依然不容乐观，但必须跨越三期叠加的瓶颈期。坚持新常态，深化改革还应更加深化，在调结构和稳增长的关系中，固然缺一不可，前者更为重要。 （作者为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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