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发展普惠金融”，这为金融业指明了改革发展的方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普惠金融不是慈善，单纯的政策切入并不能充分调动金融机构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也不能可持续和大规模地覆盖目标客户群。要保证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我们正确理解普惠金融的内涵、沉着应对发展普惠金融面临的挑战，而且还要厘清政策与市场的边界，明确好政府在促进普惠金融方面的职能定位。
一、客观理解普惠金融的内涵
“普惠金融”是联合国在“2005年国际小额信贷年”提出的概念。其基本含义是：能够以可负担的成本，及时有效地为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所需要的金融服务。由于普惠金融主要是关注传统金融体系难以覆盖的小微企业和低收入群体，这很容易给人以错觉，认为普惠金融更多的是扶贫，是一种福利性金融。实质上普惠不等于恩惠，不同于政府扶贫和社会慈善，既不能通过计划手段实现，也不能奉行平均主义，而是要运用市场化的机制和商业化的手段，为更多的人提供价格合理、种类丰富、获取便捷的金融服务，其核心要义是强调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和金融机构的商业可持续性。
具体来说，普惠金融的内涵主要有三层含义。首先，普惠金融是一种理念。人人都应该有平等享受金融服务的权利，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其次，普惠金融是一种创新。应在金融体系内进行制度、机构、产品和服务等方面的创新，降低金融供给成本，以便让每个人都能获得便捷的、商业可持续的金融服务。再次，普惠金融是一种责任。要面向传统金融服务难以覆盖的中低收入者和小微企业等“低端客户”，提升金融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水平。
二、发展普惠金融面临四大挑战
普惠金融在理念上是完美的，但是，在具体的实践操作中，发展普惠金融面临着诸多挑战。
一是供给和需求不对称。一方面，普惠金融的需求主体多为低收入群体和小微企业，需求本身有着“短、小、频、急”的共同特点，这就对金融机构服务的深度和广度提出了较高要求。另一方面，金融机构为降低成本、控制风险，更倾向于围绕大中型企业和富有人群来设计产品、提供服务，那么，要引导金融机构向低收入群体和小微企业倾斜，满足其基本金融需求就面临较大挑战。
二是资金配置不对称。发展普惠金融，需要金融资源向弱势群体、弱势产业、弱势区域倾斜和转移，但是，目前我国资金配置呈现出从低收入群体流向中高收入群体、从农村地区流向城市地区、从农业流向工业的特征和趋势。如何扭转这一资金配置不对称格局，有序引导金融资源更多地向普惠金融领域倾斜，是发展普惠金融亟待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金融资源配置不对称还表现为金融体系内流动性过剩和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和“三农”领域资金短缺之间的矛盾。
三是信息不对称。资金融通有赖于信用体系的支撑，信用体系则由市场信用、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构成。由于市场信用与商业信用发展比较薄弱，当前我国的信用体系主要还是以银行信用为主导。普惠金融需求主体因金融参与度低而缺少足够的信用基础，这就增加了商业银行向其提供金融服务的不确定性及风险系数，进而导致基本金融服务不充分、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等问题。
四是成本收益不对称。尽管广泛的包容性是普惠金融最为本质的属性，但是普惠并不等同于扶贫，更不是慈善，普惠金融发展的基础是商业可持续。从国内的实践来看，发展普惠金融普遍存在成本高、风险大、补偿低等问题。成本主要由金融机构来承担，而收益则是社会化的，这种成本收益的不对称，将影响普惠金融的商业可持续。
三、发挥政策与市场间的协同作用
从普惠金融国际实践看，尽管各国政府在理念倡导、战略制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多数政府都遵从金融市场的基本规律，很少直接参与金融服务提供。在新的历史时期，推动我国普惠金融发展，也需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要积极发挥政府的引导性作用，也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
一是重视普惠金融战略顶层设计。与国际先进经验相比，我国在普惠金融战略的顶层设计和政策统筹方面仍显不足。对此，一方面要积极加入国际组织、参与国际普惠金融事务，逐渐融入全球普惠金融实践主流；另一方面，还应基于国情，制定合理的普惠金融发展战略，加快完善符合普惠金融发展需要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框架，建立健全普惠金融相关监测评估体系，有效指导普惠金融实践。另外，配合普惠金融战略落地实施，当前还应重点把握以下几个着力点，包括加快推进经济转方式、调结构，控制产能过剩行业，降低地方政府和大企业融资杠杆，从而形成资金“挤出效应”，盘活好存量，使资金更多地流向创新性强的中小微企业，以及“三农”领域和弱势群体。
二是深化普惠金融体制机制改革。首先，要加大金融市场的准入开放力度，有序引导社会资金和民间资本进入普惠金融领域，鼓励 PE、VC 等场外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构建多层次、多样化、适度竞争的普惠金融服务组织体系。其次，要通过实施差别化监管，充分发挥政策性、商业性和合作性金融的作用。加快推行银行分类持牌制度，打造一大批有特色的银行，让地方性银行能专注于服务当地经济发展和百姓民生，这既有助于发展普惠金融，也有利于节约社会资源；同时，可按照“业务简易、组织简化、成本可控”的原则，积极推进社区银行以及农村地区“村村通”等基础金融工程建设。再次，要积极稳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逐步消除长期利差保护导致的创新动力不足、贷款垒大户等问题，倒逼金融机构主动在普惠金融领域寻求新的业务增长点，使普惠金融服务由“锦上添花”转向“雪中送炭”。
三是发挥激励政策导向作用。要加强信贷、产业、财税、投资政策的协调配合，综合运用再贷款、再贴现、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等货币政策工具和财政贴息、税收优惠、差别税率、先税后补等财税政策工具，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引导金融资源向低收入群体和小微企业倾斜。当前，在“三农”、小微企业、个人创业、就业、助学、保障房等领域，亟需对激励扶持政策进行系统梳理和整合，避免“撒胡椒面”式的投入，尽可能以担保、保险、贴息等方式集中使用，发挥“四两拨千斤”的撬动作用。
四是推进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有效防范和化解经营风险是实现普惠金融商业可持续的前提，这不仅需要健全包括保险、期货等在内的风险分散、补偿和转移机制，还需要夯实金融服务的信用基础。要稳步开展普通农户、社区居民、小微企业的信用等级评定工作，加大金融知识教育普及力度，培育其信用意识，在征信体系建设上，可发挥好阿里巴巴、腾讯等互联网企业的补充作用，全面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诚实守信的社会信用环境。
五是营造良好的金融创新氛围。在产品层面，要鼓励商业银行创新信用模式和扩大贷款抵质押担保物范围，有效破解普惠金融“贷款难、贷款贵”的抵押物瓶颈困局。在服务层面，要激励商业银行由金融机构建设向金融功能建设转变，由单一信贷产品提供商向多元化金融服务供应商转变。在技术层面，要引导金融机构发展互联网金融，充分利用电话、互联网、移动通讯，打通人力和网点无法到达的“最后一公里”，运用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提升服务能力，降低服务成本，发挥“长尾效应”。
六是制定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机制。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不能脱离实体经济而“一花独放”。着眼于银行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董事会层面对经营层的考核，不宜总是把利润指标定的过高，同时，经营层对分支机构的考核也不应层层加码，避免银行资产脱离实际而盲目扩张。在银行服务客户上，也不能通过“以贷引存、存贷挂钩、借贷搭售、以贷开票吸存”等手段变相提高融资成本。银行要真心实意扑下身子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普惠金融。（如上内容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副行长徐学明在2014第八届中国银行家高峰论坛上，发表题为《发展普惠金融需要发挥政策与市场的协同作用》的主题演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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