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上到处都是石头。每个文明都曾经历过石器时代。世界各地的石头文化也都很发达。但是到了新石器时代，在中国的土地上，渐次出现了以玉为代表的石制礼器。从那时候开始，中国的石文化与其他文明的石文化产生了差异，并最终确立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属性。
在大量接触、利用、加工、处理石头的流水线上，我们的先人面临一个难题：如果石头过于柔软，方便加工，却不耐磨损，不能够长时间使用；如果石头过于坚硬，耐磨损，可以长时间使用，加工却异常困难。在面临选择时，大部分人倾向于一个折中方案，即选择硬度适中，不过于坚硬，相对符合使用目的、耐磨损的石头进行加工。也就是说，过于坚硬的石头会被淘汰。但是，社会分工的进程中，对更为坚硬的石头的加工，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渐渐突显出来。我们的先人发现，这种需要花费更多人力和物力成本加工出来的物品，本身就蕴含与花费相等量的价值，并且作为这种价值的形式载体，可以做等量的价值交换。随后，这种交换逐渐演变为大家彼此认同的一个观念—对类似石器的占有，等于对生产力的占有。于是加工类似石器的意义就被改变了：其使用价值开始逐步降低，甚至消失，没有实用价值的付出，反而开辟出一个可以接纳更多其他意义的空间。
除去坚硬、细腻、耐打磨的特性，那些多彩、温润、有特殊肌理图案的美石，也在大量加工石器的过程中被挑选出来，并且渐渐成为制作礼器的专门材料。这就是玉。美石被称为玉的时候，并不如同现在是某种石头的特指，而是符合以上特征的、产自当地的、所有美石的代表。玉的地位得到确立，完全是因为其自身的多重特性—这些特性让我们的先人深信，玉是可以容纳信仰、权力、财富、审美，甚至天地的最佳代表。在中国辽宁红山、浙江良渚、四川金沙等众多的文化遗存中，都出土有高品质的玉制礼器。它们如万花筒一般，折射出当时社会生活的各种信息。
被制成礼器的玉，既承接于礼，也落实为器。先民赋予一些代表性器物以特定的性质，比如神圣性，器物也由此获得了自身的意义，并仿佛是其内在属性一般，反过来支配着人们对待器物的态度—尽管这种属性是人赋予器物，再经过圣人制定繁杂的礼制之后，又被器物所吸纳的。由此，从个人修为到“治国平天下”，以及仁义道德等伦理规范，都可以依附于具体的器物而存在。我们的先人让“藏礼于玉”就此成为可能。“藏礼于玉”，再加上采玉的艰险和采玉环境的神秘莫测，不但让玉价格高昂，而且披上了信仰的外衣。在汉代，出产玉的地方已经被认为是有仙人居住了。昆仑山神话、西王母信仰、玉葬、食玉、大量玉雕的仙山仙人、园林里的海上三山等，都与此有莫大的关系。中国历史上玉文化的巅峰时刻就此到来。即使随后赶上了“礼崩乐坏”，玉不再成为权力的象征，“藏礼于玉”也可以迅速为“藏信仰于玉”“藏财富于玉”，直到为“藏情感于玉”所替代。以后2000年的历史也以事实说明，玉的意义空间不降反升。中国人更加喜欢玉。
玉在中国文化中再也回不到自然淳朴的本原。从美石在石头中被选择出来，到地方玉在美石中异彩纷呈，最后是和田玉从所有玉中脱颖而出。然后，以和田玉为代表的玉，反过来代替所有的石头，以及它们背后的自然、历史、文化、政治。这一脉络几乎涵盖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玉的影响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中国人的血液中，成为中国文化基因的一部分。
礼的发展，让玉和类玉的石头，得到中国人特别的青睐。《管子》《荀子》《礼记》《说文》等，都提到玉有各种美好的德行。除了讲到玉的一些自然属性，这些文字实际是在强调，一个高尚的人与玉之间拥有共同的文化内涵。在孔子“君子比德于玉”思想的感召下，这些被祖先喜爱的石头，不仅被赋予神秘色彩，也在历史的不断演进中，生成丰厚的审美属性。
首先是中国人喜欢像玉一样的人。我们很容易找到一些以玉来比喻和形容人的词，比如“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玉树临风”“亭亭玉立”“宁可玉碎，不能瓦全”等，它们都在深层次上证明石之美者与中国人的紧密联系。然后是中国人喜欢像那些最高尚的人一样的石头。从喜欢玉，到喜欢像玉一样的人，再到喜欢像那些最高尚的人一样的石头，这三个递进关系，仿佛在昭示中国石文化的历史真相—即，在保留石头那些优秀的自然属性的前提下，中国人喜欢像自己一样的石头。
那些像玉一样的人，必定被礼所包裹。中庸、混沌、温良、内敛是玉的气质，也被后来推崇玉的儒家所看重。许多权力都依附在儒家理论上，成为中国以后社会发展的基础。由像玉一样的人组成的社会，必定如玉一般，超常稳定、坚固与平和。还有那些可以刻在石头上，也刻在我们大脑里的“金科玉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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