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到实践，产权在制度经济学里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关注点。但要说产权明晰是最重要的，我并不认同。”日前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杜晓山对《农村金融时报》记者说。他认为，一个机构的管理水准、人员素质、人员价值观等比产权还重要。
同样的话题，在东部某省一家农商行相关负责人看来，他也不认为公司治理中清晰产权关系至关重要，而是机构有没有能力来实现，是不是做好了相关准备。“像一个人一样，农村商业银行从农信社改制而来后，现在虽然长大了，但到底有没有进行公司治理的能力，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他说。
复杂的治理环境
撇开内外部环境而谈具体的治理问题有缺少现实依据和生存基础之嫌，这也似乎是业内人士、相关专家的普遍共识。对他们而言，既要有对内部结构的探讨，也需理顺与外部的相关关系。
作为产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股权结构会对农商行公司治理产生影响，但究竟怎样发生作用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不是说我的股权大，就我说了算。”杜晓山说。他认为，股权本身含有优先股，它是只拿利益不参加决策的。政府可以是优先股、个人也可以(只要政策放开的话)。
对政府入股而言，不干涉金融机构日常的管理权和决策权，但有一个方向或定一个规则，对金融机构的违法或偏离约束方向的行为政府有权提出;当然，机构也可以投诉政府错误的决策(前提是有一个投诉机制)。
尽管如此，令上述东部某省农商行负责人担忧的是，机构面临外部的干预和控制。如对一个普通的公司而言，按照“三会一层”模式进行法人治理，并不存在外部干预和控制，但现在实际上是不尊重董事会的作用，或者说董事会干脆不起作用。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也认为，在行业管理方面农商行主要是由省联社来管理。但是省联社只是一个行业管理者，并不持股。所以现在很多农商行觉得受省联社的约束和限制比较多，想要脱离省联社的“襁褓”，成为真正独立自助的金融机构。
除此之外，“因为包括省联社、农商行机构里都有党委，这是中国特殊的国情，然而机构中的党委与董事会、高管层等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也是一个矛盾。”杜晓山介绍说。
从制度和人两个方面来完善
“制度和人两者缺一不可。”这是杜晓山对将来农商行公司治理的一个整体思考。
按照这一思路，首先要不断完善相关制度机制，并要彻底执行;同时还需在“人”上下功夫，如机构要培训现有的人员，引入高端的、好的人才，退出不好的人员。
不过就目前的环境来看，农商行要实现完善的治理结构并非一蹴而就。
从机构内部治理层面而言，上述东部某省农商行负责人认为核心问题应是“要让各中小金融机构法人董事会真正起到其应有的作用”。
郭田勇也表示，未来农商行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最关键的是建立与其股权结构相吻合的公司治理框架。
面对有些机构中董事长直接参与经营的现状，杜晓山以为，董事长是做决策的，决策一旦做出，日常的管理应由管理层来管。当然，高级管理层也不能脱离董事会和监事会的监督。
至于与省联社的关系问题，“现在来看，有的地方还是比较开明的，省联社只要认定农商行的管理制度和相关高管及股东，若没大问题，就放手了。”“有的地方又不一样，这其中有合理的，也存在不合理的情况。”杜晓山说。如某地方农信社、农商行出现了违规、违纪行为，这些机构自己又无法修复，这就需要省联社的“干预”;而对那些强加在机构身上的自然应该避免。
面对目前竞争日益激烈的金融环境，可以说，杜晓山的观点显然是对此领域进行的一次深入反思。对众多农商行而言，要想顺利推进公司治理，对外部环境的分析和关照不可或缺，任何单纯的具体行为都可能适得其反。当然，因多种综合因素的作用，可能不存在一个适合所有农商行公司治理的通用范本。
为此，杜晓山建议，需要相关机构在结合当地的实际、人员的整体素质、相关机构的文化、管理水准等相关因素基础上，去积极探讨最适合自己的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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