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刚刚过去，“职场过劳死”的话题再度引发关注，而所谓“中国每天1600人过劳死”的说法也被广泛流传。就此事，本网“求真”栏目早在2013年已报道澄清误传。长期研究过劳问题的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杨河清也指出，我国目前对“过劳死”的研究很薄弱，既没有医学标准也没有法律标准，这一问题亟需重视。
近些年，国内不断出现职场人在工作岗位中猝死的消息。人们工作压力大、作息不规律等问题日益突出。“过劳死”这一词汇被人们不断提及。“中国每年超60万人过劳死，平均每天1600人过劳死”、“中国超过日本成过劳死第一大国”等说法不断被传播。而就这一问题，2013年7月23日，本栏目曾调查核实证明：“60万”这一说法实为医学研究中对我国每年“心脏性猝死”人数的估算，传播中有外媒误将“猝死”译为“过劳死”。而目前官方并没有发布“过劳死”方面的相关数据统计。此后，2013年10月14日，北京青年报也进行报道澄清。经过对数据、文章来源的追溯以及专家进行采访证实：中国每年60万“过劳死”，不靠谱。
记者调查发现，虽然“每年60万人过劳死”的数据有悖事实，但目前职场人过劳状态已成现实。长期研究过劳问题的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杨河清接受采访时表示，其研究北京市中关村和CBD知识员工过劳状况的结果表明，目前处于严重过劳状态的劳动者已高达三成左右，过劳状态根据程度不同分为黄灯警告期、红灯预报期和红灯危险期。处在红灯危险期的劳动者，一旦处于长时间加班等严重过劳状态，面临过劳死的危险。而教师、科技人员、公务员、新闻从业人员又是“过劳死”的高发人群，个别人群处于过劳状态红灯区的劳动者甚至高达60%。
杨河清还表示，日本出现“过劳死”高发期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目前有“过劳自杀”特征。我国目前对“过劳死”的研究很薄弱，既没有医学标准也没有法律标准，这一问题亟需重视。
“中国每天1600人过劳死”失实数据从何来？
“中国每天1600人过劳死”这一数据由“每年60万人过劳死”计算得来，这一说法源自近些年报道称“中国每年超60万人过劳死，超过日本成过劳死第一大国”。而国内报道则是编译了外媒此前的失误译文。
韩媒援引中国媒体报道 将“猝死”译为“过劳死”
2006年6月，《中国经济周刊》第23期推出有关“过劳死”报道说，在许多行业中国员工的劳动时间几乎已经赶超日韩了，首都医科大学心血管疾病研究所所长杨新春教授表示：“据估算，目前中国每年大约有60万人发生猝死。”
《韩国经济》杂志随后援引了这则报道。2006年6月20日，《韩国经济》刊发了题为《疲惫的中国，加班现象蔓延，每年60万过劳死》的文章。该文称，“《中国经济周刊》指出，中国是世界上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超过韩国和日本。尤其是，不断有20岁年轻人为完成加班工作而累死在办公室等的情况，推断每年大概有60万人因过劳而死亡。”此时，《韩国经济》已将每年中国约有60万人“猝死”翻译成“过劳死”。
中国媒体翻译韩媒报道 “60万人过劳死”持续传播
2006年6月22日，《环球时报》第6版以《中国过劳死 一年60万》为题，翻译摘编了《韩国经济》这篇报道。报道中说，“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中国人的工作时间越来越长，过劳死趋势也呈急剧增加趋势。据估算，每年因过劳死去世的人多达60万。”
近几年来，一些关于“过劳死”的个案逐渐被媒体曝光，我国每年过劳死“60万”的数据也不断被媒体直接或间接引用。最近一段时间，国内频发上班族工作死亡事件，社会热议白领“压力大”、“节奏快”等现状，“每年过劳死人数达60万，超越日本成‘过劳死’大国”的消息再次引发舆论高度关注。
“60万”为推算出的我国每年心脏性猝死人数
此前报道中，“60万”这一数据来自对首都医科大学杨新春教授的采访。“求真”栏目记者就此问题联系了杨新春教授。他指出，这个数据来源于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的一个课题，是根据心脏性猝死发生率和我国总人口数推算得出的。杨新春教授同时表示，“猝死”与“过劳死”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心脏性猝死是指由各种心脏原因引起的自然死亡，发病突然、进展迅速，死亡发生在症状出现后1小时内。
杨新春教授所提及的这个攻关项目为“ICD(埋藏式心律转复除颤器)的临床应用及心脏性猝死预防研究”，监测总人数达67.8万。该项研究初步得出了我国心脏性猝死的流行病学资料，第一次得出我国的心脏性猝死发生率，以13亿人口推算，我国猝死的总人数约为每年54.4万。
此外，记者致电国家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相关工作人员称该部门未对我国“过劳死”进行过相关统计及调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方面专家则表示，我国劳动保障范畴内尚不存在“过劳死”概念。
面对只增不减的生活压力，人们处理好工作与休息的关系尤为重要。在劳动节、青年节之际，“求真”栏目提醒网友们增强自我保护意识，为自身健康和家庭美满多一份关注。(田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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