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茉楠
实体经济对一国的发展有多重要不言而喻，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各国为抑制本国经济快速下滑，采取了逆周期的宽松刺激政策，逆周期政策刺激下的经济复苏并不稳定，金融与实体的背离导致全球经济系统性风险隐患不断上升。
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背离，以及对实体经济的“挤出”在中国表现得尤为严重。金融市场将金融资源大量配置到产出效率较低的基础设施、房地产等领域。反过来，金融资金并没有流向实体部门，而是又回流至金融体系内。美国次贷危机以后，中国经济形成了对信贷的高度依赖，单位经济增长所需的信贷量越来越高，信贷增速远远快于GDP增速。2007年至2012年间，中国信贷总额占GDP比例升至190%以上，上升了60个百分点。
对信贷高度依赖的结果是实体部门负债率的上升。数据显示，2005~2012年，中国非金融部门债务占GDP比率整体呈上升趋势，债务总额由25.8万亿元上升至91.6万亿元，杠杆率由139.3%上升至176.3%。根据社科院金融所研究报告，截至2012年底，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在65万亿元左右，相当于GDP的125%左右，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企业债务50%~70%的平均水平。
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政府失灵”的效应进一步凸显。地方政府的政策性补贴，扭曲了要素市场价格，压低投资成本。大量增量资金投向投资驱动型领域，这造成了普遍的结构性产能过剩，以及投资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
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过高。从国际比较来看，充分竞争的金融市场条件下，对中小微企业的贷款一定是有风险升水的，风险升水利率差一般是2~3个百分点，而且国外政策性融资基本上都是优惠利率，比商业利率低不少。当前，中国企业贷款利率大概比发达国家高两倍。
在这样的背景下，只要实体经济基础不牢，且金融利润远远超过实体利润，金融资本就会对产业资本产生挤出效应，导致实体经济的进一步萎缩，“金融膨胀、实体萎缩”情况就会愈发严重。因此，未来经济政策的侧重点应是“做强实体经济，做实虚拟经济”。再实体化必须解决结构性产能过剩，提高投资效率与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宏观税负，让实体经济有比较高的资本回报率，那些错配的资金才可能更快回归实体经济。
就金融改革领域而言，当前，最核心的问题是要改革金融资源的配置方式，大幅提高配置资源的效率和水平，有效规避风险，真正让金融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要以构建多元化、多层次金融供给体系为突破口，促进金融转型与实体经济转型相匹配，拓展实体经济的广度、深度和高度。
在负面清单框架下进一步放松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限制，培育中小或小微银行信贷体系，真正解决金融末梢循环不畅等问题；向非国有经济放开融资市场，满足经济转型的多元金融需求，促进资本形成与配置效率的提高。一是发展“小微金融”，借鉴国外小微金融机构发展的成功案例，研究以“联保贷款”为代表的国外小微金融机构信贷产品；建立对口的小微金融机构，针对小微企业资金需求短、频、急，缺乏有效抵押物等特点设计相应的金融产品；针对小微金融机构规模小、数量多、分布广泛等特点，探索用地方政府为主体的扁平式监管模式取代现有银行业垂直监管模式的具体实施路径。
二是发展“科技金融”，积极实施科技成果“资本化”战略。当前应该建立起有别于传统工业经济的金融体系，建立更加有利于经济升级，更有利于产业自主创新的现代金融体系。完善针对科技创新的金融服务体系、拓宽科技型企业的融资渠道，加强货币和财政政策工具在引导科技金融创新方面的协调运用，完善科技型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和优化配套措施。
三是发展“供应链金融”，加快产业组织创新，强化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企业合作，重点发展类似于日韩德等国家那样的 “供应链金融”。通过“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创新，围绕着供应链管理，建立能够集提供物流服务、信息服务、商务服务和资金服务为一体的供应链第三方综合物流金融中介公司，降低全供应链的运作成本，促进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融合，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核心竞争优势。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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