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企业偿债高峰期将如期到来。在当前利率趋高的背景下，如何降低实体融资成本，管控“去杠杆化”风险已经是当务之急。从这个意义上说，22日对县域农商行“定向降准”恰逢其时。
目前，中国非金融部门的债务比率已经远超90%的国际警戒线。根据标普数据，截至2013年底，中国非金融类公司的债务总额共有12万亿美元，为G DP的120%。预计到2014年底，中国非金融企业持债规模将为13.8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13.7万亿美元。
数据显示，2014年全年共有1706只企业债(含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将产生派息或兑付现金流，现金流合计2770.7261亿元，其中派息现金流1796.3861亿元，占比64.83%，兑付现金流974.34亿元，占比35.17%。具体来看，2014年全年企业债现金流以派息为主。数据显示，除年中5月和6月企业债派息资金量为约80亿和90亿元外，其余月份派息资金均超100亿元，10月、11月和12月更是超过了200亿规模，风险点比较集中。
中国非金融部门的杠杆率上升与金融危机期间的政策刺激相关，但更有着深层次的因素。2008年和2012年两次债务扩张的结果是，截至2013年末非金融企业债务占G D P的比重超过150%，比2007年年末上升了近60个百分点。2003年至2007年快速的信贷扩张并未导致过度杠杆化，而这次最大的不同是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渐减，最终随着信贷扩张，杠杆率上升。
此外资金成本高于投资回报率也是导致负债率继续上升的重要原因。当前，中国的企业贷款利率大概比发达国家高两倍，例如，2013年期中国企业贷款利率是6.15%，美国是2.25%左右，日本是1%左右，德国是3.5%左右。2014年春节以后，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上浮60%左右，甚至更高。债权融资成本与企业利润率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特别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和企业经营利润下滑背景下，可能导致利润无法覆盖刚性利息费用支出，甚至由于偿付问题导致企业债务无法展期，不排除出现一波违约潮。
因此，控制债务成本变得异常重要。由于当前中国传统的数量调控正在让位于价格调控，以及货币政策目标越来越倾向于价格目标，判断货币政策松紧也应该主要看利率变化。如果利率总体下降，无论公开市场操作如何，都应该视作宽松的货币政策。如果利率总体上升，无论公开市场操作如何，都应该视作偏紧的货币政策。
未来中国利率政策还将受制于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调整。按照美联储最新的议息会议，美联储估计将在2015年第二季度首次加息，到2015年末一共加息三次，央行可能难以明显压低无风险利率，2015年至2016年将是美联储紧缩对中国经济冲击最大的两年。
降低非金融部门的债务风险首先要有序调整企业资产负债表，建立市场化的企业资本金补充机制，使企业恢复到健康的资产负债率水平。通过市场化方式(留存利润、权益融资、私募基金、股权转让等)补充企业资本金。特别是抑制地方政府竞争性投资，激发民间资本市场活力，进而提高社会资金形成和配置效率。
此外，货币政策要保证相对稳定的利率水平，要建立政策“缓冲带”，比如可以通过商业银行或金融机构超额准备金和超储率来影响利率和整体流动性。超储率代表银行闲置资金的充裕程度，自去年6月“钱荒”以来，金融机构超储率和超储规模基本维持在2.1%和2万亿左右的水平，这意味着如有必要，可以通过平衡货币存量，改变资产低效配置，进而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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