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港通”框架的提出，无疑是近期资本市场尽皆瞩目的大事。表面看，“沪港通”直接作用于股市，但其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作用意义更为深远，人民币汇率市场也将因“沪港通”而发生深刻变革。
一定程度上，“升值红利”曾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支撑力量。2005年“7.21”汇改以来，人民币长期保持升值趋势，虽然发生过阶段性小幅贬值，但市场对人民币长期升值的预期较为趋同，进而导致海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的热情较高。
但若单纯依靠升值红利，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必将因升值预期的波动而遭遇波折。举例而言，2012年，受欧债危机恶化和我国外贸数据不佳影响，国际市场人民币贬值预期一度浓郁，这直接导致海外人民币资金池扩容速度骤降，当年香港人民币存款净增145亿元，仅相当于2011年2736亿元增量的5.3%。这充分说明，升值红利不能成为长期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中坚力量。
随着人民币不断升值，与均衡汇率亦不断趋近，升值红利总有一天会彻底失去魅力。今年2月以来，人民币大幅贬值，年内累计对美元最大贬值幅度约2.9%，很大程度上扭转了人民币的单边升值预期。在人民币双边大幅波动将成为常态的背景下，为确保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允许境外投资者分享我国经济发展的红利，使国际投资者将对人民币升值潜力的关注逐渐转向对我国长期经济增长潜力的投资，就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在此背景下，“沪港通”可谓应运而生。
需要指出的是，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沪港通”也对境内机构人民币汇率风险管理提出了挑战，特别是未来随着“沪港通”额度上限的提高，境外投资者在股市上的操作可能对境内外汇市场产生溢出效应。例如，当我国经济形势不稳或遭遇较大的风险事件冲击时，境外投资者可能大规模抛售境内股票，这可能强化境内的风险情绪，进而对人民币汇率产生压力。
此外，由于香港市场对“沪港通”的参与者并无明确限制，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投资者都可借助“沪港通”这一跳板直接投资境内股市，这将使境内股市的涨跌与全球经济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外围经济体的宏观经济风险可以通过“沪港通”这一渠道对境内造成影响。
例如，2008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美国资本大规模抛售海外资产，引发美元回流，美元随之暴涨，人民币也遭遇了一定的贬值压力。随着“沪港通”的推出以及未来额度的扩大，境内资本市场与全球经济的联动性必将进一步增强，风险情绪的波动可能逐步趋于一致，国际主要货币的波动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也将随之增大。
随着“沪港通”额度上限的提高，其对境内汇市的影响将不局限于情绪传导。例如，境外投资人若短期内集中抛售A股，一旦诱发境内投资者的跟风，资金大规模撤出股市将直接影响银行间市场流动性情况，通过影响利率水平导致人民币汇率产生波动。
总体来看，虽然沪港通下的所有货币兑换行为只涉及港币和人民币，且据目前媒体披露的信息，全部货币兑换行为可能都由登记结算公司在香港市场进行，似乎不会对境内人民币汇率产生直接影响，但实际上“沪港通”像一条锁链将境内外汇市连接在了一起。随着“沪港通”额度的扩大，这条锁链将越来越粗，其作用也将逐渐从情绪传导向资金面冲击过渡。
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必然不断推进，“沪港通”是顺应这一潮流的产物。境内外资本市场的逐步对接不可避免将导致资金频繁进出，而人民币汇率在跨境资金流向和市场情绪的变化中频繁波动，就成为境内企业、金融机构以及监管当局必须正视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2月以来的人民币贬值既是未来频繁双向波动的一次预演，也为长期习惯人民币单边升值的境内企业和金融机构敲响了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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