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更为迫切的共识尚未形成——对老年人的扶助应该与这个社会的综合实力“相称”，甚至应该有所超前、有所倾斜。
本报昨天《业主不续租，养老院要散伙》的深度报道，引起广泛关注。部分民营养老院因租用场地租约到期面临加租或结业的窘境，确实是一个值得认真反省并举一反三的现象。
老年人是一个特殊群体，在很多方面属于弱势人群，在社会服务上天然需要额外的倾斜和关照。而在中国社会近三十多年内剧烈转型之际，当人们从温情脉脉的“单位人”抛为“社会人”、“社区人”，老年生活也同样面临新的挑战。我们必须及时思考，社会转型的代价和阵痛如何分担。实事求是地说，当前在我国的大中小城市以及农村，由于“养儿防老”不太管用、社会养老配套不足，养老问题正在成为越来越多老年人心中的隐忧。这些年中央高度强调“社会建设”，其中对人口老龄化命题日益重视，正是对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性深层调整中出现的新问题的呼应。理念性的原则如何变为实操性的举措，可谓知易行难。
当然，也有一种倾向值得提醒。每每在谈及当前的养老窘境时，我们都会反复听到各种令人无奈的“缺口”，各种从技术层面提出的对策与建议，以及各类国外先进经验的“他山之石”。而在这些务实的讨论、建议和举动缓慢推进的同时，一个显然更为迫切却有时遭到忽视的共识却尚未强有力形成——对老年人的扶助应该与这个社会的综合实力“相称”，甚至应该有所超前、有所倾斜。道理无需赘言，如果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道德倡导还有点“虚”，那么从更“现实”的角度来看，我们每个人终将老去，今天我们对待老人的态度，很可能就是明天后辈对待我们的态度。这是一个事关每个人自身未来重大关切的现实命题。
今天，当公办养老院的公共服务远远不能满足国民养老需求、民营养老院又面临各种窘迫之时，林林总总的客观原因总会被罗列出来。可以肯定的是，出现这种困境，一定是我们的制度设计出现了问题。而制度设计之所以出现问题，很重要一个原因则是设计的理念出现了偏差。
必须厘清一个观念：所谓“体面劳动”，劳动者退休后的体面养老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它是每个个体的劳动力价值周期的一个必经阶段，绝不能孤立看待。让人们在老年阶段“活得有尊严”，在老龄化日益逼近的中国，既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理念的直接体现，也是每个人的“中国梦”的具体化。晚景凄凉是一种最无奈、最悲怆的人生境况。说句实话，“没有老过”的年轻人确实很难换位思考或感受这种处境，但不能感同身受并不代表可以无动于衷、无所作为，甚至在一些做法上背离人情与常理。
这些年来“银发经济”俨然成为一个流行词汇。市场力量，固然神奇，而通过市场机制，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进入养老产业，一定程度上确实能起到更好配置资源、提高养老服务质量和效率的功效。但这绝对不等于，我们可以眼中只有“经济”没有“银发”，换言之，绝不可以将这种“银发事业”简单当成一门生意去做，哪怕只是在一些地方、一些范围内也不应该。引入市场机制，绝不意味着公共财政“甩包袱”，更不意味着在这个特殊的“养老市场”内，老年人的晚年健康、幸福与尊严可以简化为单纯的货币关系、成为过于直接的物化利润。我们当然可以举出很多国外发达国家养老的先进经验，美国、日本、新西兰……先进做法当然需要借鉴，而超越具体的技术层面，我们更应关注的是其背后公共财政与公共部门的担当与责任，以及民意的监督与倒逼。更得要领的学习并非“术”的层面的模仿与追赶，而是对内在理念、机制的领悟与自省。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养老事业的“补课”，同样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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