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在千呼万唤后，终于露出庐山真面目。这部3万余字、31章的规划，是今后一个时期内指导全国走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宏观性、战略性、基础性规划。这是问诊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建设用地粗放低效，城市管理服务水平不高，“大城市病”日益突出等问题的行动清单。
过去传统粗放的城镇化模式，带来产业升级缓慢、资源环境恶化等问题，可能让我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而这部规划，给出了务实的目标：用6年时间，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从现在的36%提升到45%左右。这份行动清单的落实，是全球经济再平衡和产业格局再调整倒逼使然，也是我国城镇发展从过去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向使然。
中国未来发展的宏大蓝图正式问世。
3月16日晚间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下称《规划》）在推进人口管理、土地管理、财税金融、城镇住房等方面加强了制度顶层设计。
城镇化的核心在人，《规划》发展目标也同样聚焦于此。《规划》明确，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理事长陈耀告诉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规划》内容强调的目标实际上比较保守，以往城镇化目标一年一个百分点，最近十年可以达到1.3%甚至1.4%，这次的信号意义是在速度的基础上突出城镇化的质量。此外，对于防范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规划》也有提及。
由速度型转向质量型
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3.7%，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6%左右，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人均收入与我国相近的发展中国家60%的平均水平，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规划》提出的45%左右的目标，比现在要提高9个百分点，并且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缩小2个百分点左右，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刚刚结束的全国 “两会”上，“80后”全国人大代表张晓庆也是一位农民工代表。她说，“农民工”的称呼其实就能反映出他们无法享受到城市居民的福利。
张晓庆表示，现在大多数“80后”、“90后”的农民工在城市里长大，熟悉了城市里的生活和文化，渴望在城市里扎根，但许多人不能获得城市户口，也就无法享受社保、保障房等福利，他们就只能“漂”在城市，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
发改委研究员冯奎解析该规划时称，规划提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一是常住人口城镇化速度仍然保持较高速度，但增速放缓。二是强调要将更多进城人口转变成为城市户籍人口。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规划》显示，随着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公共服务差距造成的城市内部二元结构矛盾日益凸显，主要依靠非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压低成本推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模式不可持续。我国城镇化发展由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型势在必行。
体制机制阻碍城镇化
《规划》称，体制机制不健全，阻碍了城镇化健康发展。现行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土地管理、社会保障制度，以及财税金融、行政管理等制度，固化着已经形成的城乡利益失衡格局，制约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阻碍着城乡发展一体化。
今年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2014年的重点工作之一即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张晓庆认为，这项改革让她感觉备受尊重，因为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在同一制度里被同等对待了。“以前农民最多只能缴500元保费，现在和城镇居民一样可以多些选择。”张晓庆说，终于和城里人一样了，一年可以缴几千元了。
这只是目前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区别的一部分，但要想达到每年提升户籍城镇化率超过一个百分点的目标还意味着真金白银的投入。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今日表示，有研究表明，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均成本约在10万元左右，但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之间的市民化成本存在差异。
去年以来，辜胜阻带领调研组先后赴湖北、河北、山东等10多个省市进行实地考察。调研结果显示，农民工市民化有六项成本：一是随迁子女教育成本；二是医疗保障成本；三是养老保险成本；四是民政部门的其他社会保障支出；五是社会管理费用；六是保障性住房支出。
针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问题，《规划》称，建立健全由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参与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根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类，明确成本承担主体和支出责任。
其中，政府将要承担在义务教育、劳动就业、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以及市政设施等方面的公共成本。
防范“中等收入陷阱”
根据世界城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我国仍处于城镇化率30%~70%的快速发展区间，但《规划》中称，延续过去传统粗放的城镇化模式，会带来产业升级缓慢、资源环境恶化、社会矛盾增多等风险，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进而影响现代化进程。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曾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国际上，如果经济增长10个百分点，其中3个百分点左右由投资拉动，7个百分点左右由消费拉动。而中国刚好相反，7个百分点左右由投资拉动，3个百分点左右由消费拉动。
他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太大造成我国居民消费需求拉动面临瓶颈，内需疲软在未来一个时期将长期困扰我们。“我国现在已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所有构成中等收入陷阱的三个因素——内需疲软、成本攀升、市场化落后，在我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某些方面可能还比较严重。”刘伟表示。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表示，要加快推进城镇化，调整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关系，要将更多的公共资源用于城镇化，目前我们用于城镇化的资源太少。“社会结构里最大的问题是，各级政府在园区开发和公共服务等方面，肆意扩张公权，低效配置资源。”
就政府定位，《规划》称，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切实履行政府制定规划政策、提供公共服务和营造制度环境的重要职责，使城镇化成为市场主导、自然发展的过程，成为政府引导、科学发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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