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我国GDP增速为7.7%。今天,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用“稳、进、好”三个字评价7.7%背后我国的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马建堂同时也认为,2013年的成绩来之不易,要清醒认识到,我国经济正处于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尚待缓解,经济企稳回升的基础仍需巩固。下一阶段,要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把改革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各个环节,以改革促发展进步、促转型升级、促民生改善,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GDP与CPI搭配非常不容易”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是56884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7.7%。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7.7%,二季度增长7.5%,三季度增长7.8%,四季度增长7.7%。
在全年居民消费价格(CPI)方面,CPI比上年上涨2.6%。其中,城市上涨2.6%,农村上涨2.8%。这当中,如果按类别来看,食品价格增幅最大,比去年上涨了4.7%,其次是居住上涨2.8%。
如果与往年的数据做对比,今年GDP表现为一涨一落。
数据显示,2011年、2012年GDP分别是471564亿元和519322亿元。今年56万亿元的数字不仅超越了前两年,如果按照“十二五”规划中的预期,已经超过了2015年55万亿元的预期。
从GDP增幅来看,2013年的增幅与之前两年9.2%和7.8%的数字有了回落。但是,按照“十二五”规划提出的“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的要求,2013年7.7%的增长幅度也已经达到预期目标。
难得的是,在GDP保持平稳增长的同时,CPI数据则保持在一个“温和上涨”的范围内。从数据来看,2013年的上涨幅度与2012年持平。
对于这样的统计数据,马建堂用“稳”来形容。
他说,“稳”体现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表现为增长平稳,就业稳定,物价平稳,农业稳固。“一是国民经济增长7.7%,是和上年基本持平的。去年全年CPI上涨2.6%,是低于物价调控目标的;去年城镇新增就业超过1000万,超额完成了全年目标。去年粮食总产量跃上了12000亿斤这个大台阶。这些数据说明了稳。”基于这些数据,马建堂认为,经济增长7.7%,物价控制在2.6%,“这样一个搭配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某种程度上在全球恐怕也是独领风骚。”
对于7.7%的涨幅,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对媒体分析,7.7%的增长速度在整个世界经济当中还是最快、最好的一个速度。还有一个要强调的就是我们7.7%增长速度,是在没有大规模政策刺激措施的情况下实现的。
“我们主要是靠改革、靠增长方式转变、靠结构调整、靠唤起市场内生的力量。应当讲7.7%这个增长速度是一个没有副作用的增长。”姚景源表示。
“第三产业第一次超越了第二产业”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发布会上,马建堂表示,“第三产业去年占比提高到46.1%,第一次超过了第二产业。”公布的数据显示,1至12月,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数字是56957亿元;第二产业为249684亿元;第三产业为262204亿元。第三产业同比增长8.3%。
“主要是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马建堂分析,第三产业超越第二产业,表现出了我国产业结构优化,需求结构改善,区域协调性增强,收入分配比例进一步合理。
那么,第三产业超越第二产业意味着什么呢?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学教授赵伟的观点是,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历史证明,这些国家在工业化完成时期,产业结构无一例外地会呈现出3>2>1的结构态势。也就是说,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三产规模超过二产,二产又超过一产。第三产业成为拉动地区经济的主导力量。
赵伟此前撰文表示,很多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中,第二、第三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会依次发生变化,反映这种变化的就是产业结构的演进。整个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会经历早期与晚期两个阶段的演进:早期以“二产化”为主,这个阶段第二产业即制造业在产值和就业方面的比重持续攀升;晚期以“三产化”为主,第三产业即服务业迅速发展,并逐步取代“二产”成为最大的产业,其产值与就业比重超过“二产”。
在环境资源压力日趋严重的情况下,从公布的数据来看,服务产业占比增多,不仅能够推动经济增长,还能减轻污染。一个直观的数据是,2013年全年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上年下降了3.7%。
优化的不仅是产业结构,在区域方面也有所表现。马建堂告诉记者,中西部地区GDP占比44.4%,比2012年提高0.2个百分点。如果说46.1%代表产业结构的优化,44.4%则代表区域结构的改进。
反映结构优化的还有,2013年城镇化率为53.73%,比上年提高1.16个百分点。此外,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去年是1∶3.03,也就是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3.03倍,最高的时候是2009年,那时城乡居民收入的倍数是3.33倍。“所以46.1、44.4、53.73、3.03,这四个数据非常重要,反映了结构优化。”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国民经济仍然存在一些值得注意和努力解决的矛盾和问题。”马建堂表示,比方说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还要进一步巩固,增长内生动力还需要培育,地方债的风险需要加强防范,淘汰落后产能仍需要加大力度。
“我们既要看到取得的积极变化,也要冷静地看到经济运行中仍然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按照中央的部署,2014年我们要继续稳中求进,改革创新。”马建堂说。
“加大收入分配改革力度”
从投资、消费、出口三者分别对GDP的贡献率来看,马建堂说,去年的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50%,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是54.4%,货物和服务净出口贡献率是-4.4%。
这样的比例其实与前两年数据相比没有多少变化。2011年的数据显示,投资对GDP的贡献率是54.2%,最终消费对GDP的增长贡献率是51.6%,货物和服务净出口贡献率是-5.8%。
对于投资一直占大头的现象,马建堂此前的解释是,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投资比重偏高是正常现象。“一个社会要发展,先创造的增加值不能全部拿来吃掉、喝掉、花掉。总要拿出一部分新创造的价值用于积累、用于投资。”
根据公布数据,全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436528亿元,比上一年实际增长19.2%。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144056亿元,增长16.3%;民间投资274794亿元,增长23.1%,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63%。
“今年我们要加大改革力度,所谓改革最重要的就是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姚景源向媒体分析,发挥市场配置作用在结构调整上,改变增长方式的转变,特别是对于民间投资,就是非公有制企业的投资会起到一个很好的推动性作用,所以2014年中国的投资增长会好于去年。
“现在如果要讲薄弱环节,还是消费。”姚景源认为,还是要千方百计让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让它发挥一个基础性作用。但是要扩大消费的话,起码要做到两条,第一条就是要千方百计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第二条就是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2014年我们还应当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到发挥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上,努力去把这个环节做得更扎实、更好。”
消费离不开收入的增长。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955元,实际增长7.0%。对此,马建堂认为,去年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相当多的企业存在经营困难。在这种背景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能实际增长7%,名义增长9.7%,“我认为这个速度并不低,也不那么容易。”因此,他提出,要进一步加大收入分配改革力度,更好更快地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让更多的中低收入人群享受到改革的成果。
在农民收入方面,马建堂介绍,2013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8896元,实际增长为9.3%,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高。
“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马建堂分析,第一,农民工的务工收入或者农民工的月收入2609元,增长了13.9%,增速比较高。大家在实际生活中也能看到和感受到,不少地方仍然还存在着招工难,调研中很多企业反映人工成本增长10%~15%,所以农民工的收入增长比较快。
第二,我们这几年包括去年中央支农惠农政策的力度很大,去年各级财政对农业的补贴在1700亿元左右,与此相适应,农村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增长得更快一点,增长14.2%。
“希望房价上涨幅度减缓的势头能够延续”
另一社会关注的问题是,房价上涨势头能否得到遏制。对此,马建堂表示,房地产调控的见效需要一个过程,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的建立也是一个复杂的、需要不断统一思想的过程。
这次公布的房地产开放投资增速表显示,2012年1~12月是16.2%,2013年的1~12月是19.8%,显然,这个增速是在回调的。国家统计局去年12月公布的数据显示,个别城市的新建住宅价格指数同比出现了近20%的上涨,另外70个大中城市中,还有很多城市处于上行趋势。
马建堂就这一数据进行了分析,他说,去年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的房价涨得比较多。第一,一线城市都是特大城市,人口多,刚性需求和其他需求也都比较强。第二,一线城市由于政治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是很强的。第三,一线城市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尤其是好地段的珍贵性,房价上涨可能更加明显和突出。“这些因素是去年一线城市房价上涨的深层原因。”
“我们看到一线城市房价上涨比较快的同时,也要看到去年城市的房价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分化趋势。”马建堂告诉记者,二三线城市总体上涨还是比较平稳的,个别三四线城市特别是四线城市有的房价还出现了下跌,所以房价趋势是分化的,不能用部分地区的房价上涨来概括整个去年中国房价完整的画面。
从去年12月房价的数据可以看出,70个城市无论是环比还是同比,确实还在上涨,但是上涨的幅度在减缓。对于这一细微之处,马建堂说,希望这是好的势头,上涨幅度减缓的势头在今年能够延续下去。“房地产调控的见效需要一个过程,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的建立也是一个复杂的、需要不断统一思想的过程。”他认为,只要坚持房地产科学宏观调控,着力建立长效机制,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还是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