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强调要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笔者认为,经济形势越是复杂、环境越是严峻,越需要我们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水平。当前,针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特别需要我们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并要善于用改革的精神、思路、办法来改善宏观调控和增强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

　　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需要提升宏观调控的能力和水平

　　应对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寓改革于调控,提升政府的宏观调控水平。从国际格局看,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正处于深刻的调整变化之中,需求不振的情况将长期存在,科技变革和新兴产业仍在孕育之中,主要发达国家主权债务问题积重难返,国际投资贸易保护主义出现强化趋势;发达国家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加快再工业化进程,围绕市场、能源资源的争夺和气候环境等方面的斗争更加激烈,影响我国经济稳定运行的外部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加。从国内情况看,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仍然突出。面对更加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经济长远发展问题,必须增强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增强前瞻性,就能及时果断地进行预调微调;增强针对性,就能提高宏观政策的精细化水平;增强协同性,就能切实加强各方面政策的协调配合,从而凝聚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正能量,有效治理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

　　用改革的精神、思路、方法创新宏观调控方式

　　加强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的宏观引导。稳增长是当务之急,也是长远任务。宏观调控就是要把稳增长放在首要位置,要确保经济总量平衡,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社会预期,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因此,要加强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的宏观引导、统筹协调功能,充分发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对公共预算安排、金融资本运用、国土开发、资源合理配置等政策措施的综合协调功能。做到宏观调控既能立足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稳定外需,防止经济出现大的波动;又能着眼长远,从增强产业竞争力、推进城镇化、发展社会事业等各方面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促进速度与质量、效益相统一,推动经济社会走上协调发展的轨道,保证发展后劲。

　　发挥财政、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财政政策具有促进经济增长、优化结构和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功能,货币政策在保持币值稳定和总量平衡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此,货币政策应侧重于对物价稳定的调节,财政政策则应更多地侧重于促进经济增长。当然这种侧重并不仅是以赤字财政的方式来推动进行的,而主要依靠它对经济结构的调节作用,不断优化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来推动经济的增长。加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分工协调,才能有利于在保持货币基本稳定的同时,合理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社会经济的运行效率。

　　加强财政、货币政策与产业等政策的协调配合。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和全面深化改革紧密结合,发挥促进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的积极作用。一是要支持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按照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要求,完善相关财税政策,积极推动城镇化进程,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二是要支持产业结构调整,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促进现代服务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合发展,培育新的增长点,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化解产能过剩。化解产能过剩矛盾是当前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决定》强调,强化节能节地节水、环境、技术、安全等市场准入标准,建立健全防范和化解产能过剩长效机制。这就要求注重建立和完善长效机制,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更好地发挥地方和企业的主动性、积极性。同时加大政府政策的引导和支持,引导企业兼并重组、淘汰落后产能和有序转移。在控制增量上,主要通过政府制定行业标准,提高准入门槛;在调整存量中,主要通过扩大和创造国内需求,消化一批;通过支持企业开展跨国经营,向境外有序转移一批;通过加快企业兼并重组,整合一批;通过严格执行环保、安全、能耗等市场准入标准,淘汰一批。从而化解产能过剩带来的潜在风险。

　　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产能过剩、科技创新、安全生产、新增债务等指标的权重,更加重视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通过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把经济增长速度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实现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得到提高又不会带来后遗症的发展速度。(郭楚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