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经济体增长下滑 流动性短缺威胁世界经济

　　2013年世界经济增长仍然乏力,这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前些年增长迅猛的新兴经济体国家进入了新一轮增长困境。未来,随着美国等发达国家开始退出宽松货币政策,流动性短缺将使新兴经济体面临的风险增高,金融危机进一步影响新兴经济体的危险并没有消除。

　　新兴经济体增长下滑

　　从2012年下半年起,新兴经济体迅猛增长的势头开始放慢。2013年,以巴西、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增长下滑了几个百分点;拉美许多国家一度濒临汇率危机,货币大幅贬值,资本外逃严重。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放缓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减少支出拖累增长。发达国家采取的超宽松货币政策为全球市场注入了大量流动性,资金充裕使新兴经济体的“杠杆化率”突然上升。然而,2012年以来,一些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国际收支与国际贸易双赤字,导致这些国家不得不收紧银根“去杠杆化”。换句话说,新兴经济体国家在政府限制公共投资的同时,企业在减轻负债,消费者在减少开支,这就造成经济增长的下滑。

　　第二,经济增速放缓导致市场需求下降。世界主要经济体在刺激经济计划发展时,必然人为地刺激需求,从而带动新兴经济体出口旺盛,推动经济增长。但从2012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及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导致市场需求下降,进口资源的速度放慢,波及世界贸易增长迅速下滑,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受阻。过去一些年,世界贸易的增长率总是要高于世界经济的增长率。但最近两年,世界贸易增长的情况却差于总体经济的增长。这对新兴经济体国家来说,是个巨大的负面影响。

　　第三,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国金融市场动荡冲击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造成汇率紧张和宏观经济紊乱。2012年下半年,受美联储主席伯南克适时退出量化宽松政策表态影响,作为整个美国金融市场定价基准的美国10年国债收益率不到3个月就暴涨近70%,同时国债价格跳水,为逐利大量美国资金从世界各地回撤,全球新兴市场在8月一片哀鸿。

　　未来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不大

　　观察世界经济格局中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和传统发达国家不难发现,2010年出现了前者兴旺发达、后者衰退萎缩的局面,前者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后者,话语权呈现上升,扩大自身在国际经济机构中的投票权和份额提上议事日程。而在2013年中,前者遭遇困境,后者又开始像过去那样对前者的经济增长评头品足。话语权的翻转反映了世界经济形势的微妙变化。但是,未来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并不大。传统发达国家经济虽然在复苏,但速度非常缓慢,短期内难以迅速好转。

　　——美国复苏基础不牢。美国经济表现似乎最好,增长率能达到两个多百分点,但其复苏基础并不牢固。美国页岩气和页岩油的开发虽取得进展,然而页岩油气与石油、天然气相比并不具有价格竞争优势,且其日益显露的环境污染问题将稀释其利润,因此还难说可保证美国廉价的能源供给。此外,美国没有出现新技术的重大突破,经济复苏主要依靠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复苏,而两者很大程度上受益于逐步退出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欧盟复苏难觅踪影。欧盟虽然渡过主权债务危机的难关,但只是止住了经济衰退,而经济复苏几乎觉察不到,各成员国不同的发展周期和发展水平使欧盟内部的经济结构问题更加突出。未来如果有成员国主权债务信用降级,欧盟面临的金融和衰退压力会卷土重来。

　　——日本好转饮鸩止渴。日本经济虽然从统计上看有所好转,但这是建立在日元大幅贬值的基础上,如果按美元计算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2013年日本经济呈负增长。更为严重的是,日本政府的财政危机似乎迫在眉睫。尽管日本也搞量化宽松,但日本政府债务不断上升,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已经超过240%,仅是偿还债务利息就已占日本政府财政开支的28%。

　　只有理解了这种背景,才能理解安倍政府的经济政策。安倍一方面要求央行大力购买政府的国库券,这在经济学上的术语是“印钞票”,其后果一定是难以控制的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安倍要求提高消费税,这势必引起物价上涨,加重通货膨胀趋势。安倍政府的难言之隐是,日本只有通过大规模的通货膨胀,人为做大国内生产总值,才能使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降下来,使政府财政避免一场巨大危机。然而这一计划一旦实施,日本的老年人就会成为牺牲品。当通货膨胀袭来时,青年人还可指望工资与物价上涨挂钩,但老年人的养老金鲜能与通货膨胀指数一起上涨。而且,通货膨胀会大大侵蚀银行储蓄,使老年人的财富严重缩水。通俗些讲,安倍政府的经济政策就是“饮鸩止渴”。

　　新兴经济体面临新风险

　　当前,传统发达国家经济很难迅速好转,而新兴经济体经济则面临着新的挑战。

　　首先,前些年发达国家超发的货币很多都流入新兴经济体逐利,这些过剩的流动性刺激了新兴国家的金融市场,为其经济增长提供了大量廉价的资金。但是,一旦发达国家收紧银根,会对很多新兴经济体造成严重损害。特别是有些新兴经济体在享受廉价资金的同时,忽视了解决国际收支和国际贸易双赤字问题,依赖大量短期外资平衡国际收支,这在发达国家收紧银根时则很可能爆发金融危机。

　　另外,世界主要经济体央行都在实行“零利率”,诱使许多投资者从境外借入廉价的美元到境内兑换成本币投资,赚取汇率差和利息差。但这也埋下货币错配的风险,许多货币危机就是在外币汇率突然转向时发生的。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危机、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概莫能外。随着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美元将会升值,美元债券价格将会下降,美元融资将会逆转。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许多企业近年都借了大量廉价美元,必须警惕自己的美元债券贬值及美元升值的后果。

　　其次,发达国家认为迄今为止的经济全球化只对新兴经济体国家有利,正试图重新制定国际贸易规则,以防新兴经济体获取更多的好处。美国在亚太地区积极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的谈判,并与欧盟积极商讨签署“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都是为了绕开世界贸易组织,给未来的国际贸易制定新的规则,设立新的门槛,“把失去的国际贸易控制权再抓回来”。美欧等发达国家要建立的是下一代人的国际贸易规则,如果成功,“发展中大国如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国都只有服从的份儿”。

　　尽管面临巨大风险,然而中国与其他新兴体国家同时具有许多机会。新兴经济体需要妥善照顾彼此利益,善于利用外汇储备及其他资源优势,相互帮助共同发展。目前,世界各国的共同目标是:让世界经济早日走出金融危机及其带来的经济衰退。然而,在当今世界要实现这一目标,已经离不开新兴经济体的贡献。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