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湖北省宣恩县板辽村谭家坝农民小区。当地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针对农民进城购房、就业、上学难等问题，探索出山区农民“就地城镇化”模式，一座“袖珍小城”土家山村拔地而起。 宋 文摄 （新华社发）
“努力让广大农民群众过上更好的日子”、“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在刚刚结束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此前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这样具有人文关怀的表述不绝于耳。它意味着，新型城镇化将进一步强调以人为核心的发展路径——
23日至24日举行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要积极稳妥扎实推进城镇化，到2020年，要解决约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约1亿人口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约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推动新型城镇化要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突出特色推进新农村建设，努力让广大农民群众过上更好的日子。
不久前举行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也提出，“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怎样才能让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真正惠及群众，让群众过得上好日子？
“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配合
新型城镇化体制方面要构建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发展模式。到底是听市场的还是听市长的，现在有定论了
今年，河北省南皮县叶三拨村的村民沙永亮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他用自己所有的积蓄并贷款30万元，在沧州市区买下了一所80平方米的房子。他的愿望是希望正在市里上职业学校的儿子将来能够在城市工作、安家，过上好日子。
“近些年，村里已经形成了不成文的规定。小伙子找对象，必须要在城市里有套房子，否则免谈。”沙永亮说的这种现象并非叶三拨村的个案，北方的很多农村都存在类似的现象。
“农民‘进城’的强烈愿望，会促使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自然而然推进城镇化的进程。”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表示，“新型城镇化体制方面要构建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发展模式。有形之手、无形之手必须两两配合，两条腿走路。”
根据世界银行预测，未来20年中国城镇化率会从52%上升到70%，期间会带来无限的商机。人流、物流、钱流、信息流、能源流高速增长，人、业、钱、地、房五大要素流加快流转，吃、穿、住、用、行五大方面需求大大提高。但在专家学者看来，这也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需要解决的最难、最核心的问题。
“到底是听市场的还是听市长的，现在应该有定论了。”中国农业经济学会会长、农业部原常务副部长尹成杰表示，政府不应作新型城镇化的主导，发展的主导力量应该是市场。推进新型城镇化，应尊重客观规律,让市场在城镇化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让市场决定商品、服务和要素价格，让市场主体平等竞争、自主决策。
随着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在未来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将会有更多的企业、更多类型的资本参与进来。市场的力量将会主动与地方政府合作，通过市场手段提供城镇化的系统推进方案，建立起资源整合的市场化平台。
期间政府既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如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要严格控制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就不能由市场决定，只能依靠政府来引导。此外，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健康”两个字对政府引导推进城镇化进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完善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机制，政府必须作好规划制定、制度设计、公共服务（特别是对农民工的公共服务）、环境保护、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等六个方面的工作。
“城市群”和“中小城镇”并重
一方面，要依托大城市发展城市群，让大型城市群起到新型城镇化的带动作用；另一方面，要加大中小城镇建设力度，发挥其就地城镇化主战场的作用
在北京朝阳区香河园街道，来自四川省内江市的李长江经营着一家铝合金门窗店面。他来北京已经11年了，最近却动了回老家的念头。一个原因是北京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租房租店面的成本提升；另外一个原因是他的孩子明年就要高考了，按照规定必须回原籍报名。
在我国，像李长江这样的流动人口大约有2.3亿人，大多集中在大城市。他们虽然已经在城市生活多年，却依然保持了农民的身份，没有享受到城市人口所能享受的大量优质公共服务。
“中国城镇化路径抉择是背井离乡，还是就地拥抱希望？是选择就地城镇化，还是进行异地转移？我认为应该是‘两条腿走路’，就地转移为主，异地转移为辅。”辜胜阻表示，新型城镇化不是单纯把大城市做大，也不是单纯发展中小城镇。一方面靠依托大城市发展城市群，让大型城市群起到新型城镇化的带动作用。一方面是加快发展“五线城市”，让其成为农民就地城镇化的主战场。
辜胜阻所看好的“五线城市”，指的就是中小城镇。如广东的虎门，目前依然是东莞下辖的一个镇，但是高峰时期虎门人口达到100万。本地人口10万，外来人口90万，这本身就是“五线城市”的雏形。从长期趋势来看，这样的“五线城市”将向农业人口最大限度“敞开胸怀”，更多的像虎门这样的小城镇会快速变为城市，当地的农民可以选择在将来的“虎门市”就地变为市民。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从“全面放开”到“有序放开”，再到“严格控制”，彰显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方向。
“解读会议精神，就是要求走出一条在中小城镇就地就近新型城镇化的路子。”尹成杰说，现在全国每天有300个自然村消失，这样的城镇化是“记不住乡愁”的。2500多万农民工在城市和农村间流动，这种流动虽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给社会、城市及农民工家庭带来巨大压力。
就地就近中小城市城镇化的路子应该提升到优先的地位，这样可以使农民就地就近得到就业机会，利用空余的时间又可以回去照顾农田。这种做法可以缓解大城市的压力，也有利于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形成。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顾朝林给出了推进新型城镇化具体建议：一方面建立具有地域特色的城镇化政策区。对于不同阶段的城镇化地区实施不同的政策，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另一方面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国家城市体系。在中国集中培育30个城市群，既包括全球层面竞争的城市群，也包括成长型的城市群和欠发达地区在内的培育型城市群。其中，后两个城市群将成为农民就地实现城镇化的重点区域。当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也要充分尊重农民异地城镇化的选择。
“县域经济”与“配套服务”共行
没有产业作为依靠，新型城镇化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下一阶段必须建立产业政策与城镇化政策联动机制。同时，服务必须跟进，这样才能真正聚起“人气”
在对李长江的1小时采访中，记者清晰体会到了他的纠结：习惯了大城市的节奏，不知道还能不能适应家乡的生活；那里的市场环境还能不能接受他赖以为生的工作。如果不能，他只能到家乡附近的纸箱厂去打工。
李长江的纠结反映的是城镇化进程中普遍问题。多年来，大多数中小城镇的发展远远滞后于大城市，而中小城镇城镇化也远远滞后于大城市的城镇化。
“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城镇化建设，必须产业先行。”辜胜阻建议，以特色城镇小产业为依托，建设一批特色小镇。形成良好的生态环境，扩大就业，增加居民的收入。国家则做好大中小城市和城镇协调发展规划，优化布局，引导产业从大中城市和中小城市向小城镇、小城市转移，形成企业发展的龙头，带动小城镇的经济发展。
“没有产业作为依靠，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产业的城市转移去的人就没有就业，这是难以持续的。”尹成杰表示，下一阶段必须建立产业政策与城镇化政策联动机制，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利用一些地方的经济特色，产品特色优势，发展特色经济，做大小城市、小城镇的产业，这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必然选择。
产业是以中小城镇为重点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基础，但如果要真正聚起“人气”，让农民工从大城市回到小城镇实现就地城镇化，还需要现代服务业的跟进。在这方面，中小城镇的“欠债”更多。
“新型城镇化要着力发展多层次、广覆盖的现代服务业,推动城乡消费观念更新和消费结构升级。城乡个私企业、家庭农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民营企业,能够在现代服务业中抢占商机,把这一块市场做大做活。此外,农民和普通市民个人谋求自主就业创业,或者以城镇社区和现有农村供销合作社、专业合作社、资金互助社等为依托,发展自助型、互助型社会经济组织,构建城镇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基层自治平台,将是新型城镇化助推经济结构调整和市民社会成长的一个良机。”尹成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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