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朝阳区安立路8号院数百间群租房被拆除一事引起了极大关注。日前北京市曾下发文件提出要严厉打击“群租房”现象,对此,中国房地产协会副秘书长何琦表示,打击群租对于政府规范管理来说十分有必要,应越早进行越好,但处理群租房不能硬来。
数据显示,在近日北京市住房与城乡建设委员会网站曝光的12家违法违规房地产中介机构中有8家涉及群租。北京市下发的《关于在全市开展房屋违法出租问题治理工作的实施方案》等文件,提出要严厉打击“群租房”现象,对情节严重违规租房的“黑中介”可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打击群租 租户喜忧参半
北京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1月21日起至明年2月底,市工商、公安、住建委将对房产中介群租行为进行专项整治,重点查处中介违规开展群租业务的行为。消息传出,议论褒贬不一,租户喜忧参半。
网友“只想呆着”说,治理群租乱象有利于规范房屋租赁市场,减少不必要的安全隐患,特别是到了年底,可以有效避免盗窃、斗殴、扰民等一系列治安问题,这本身事件好事,我觉得越早进行越好。
然而,对多数住在群租房里的低收入人群而言,打击甚至取消群租房,意味着他们有可能在这个城市更难生存。
居住在魏公村韦伯豪小区的李女士,就住在这样一套群租房里。100平方米左右的三居已被隔成了6户,最多的时候住了13人。因为小区治安相对较好,租金便宜,李女士对这样的居住环境还比较满意。“这一整套房子月租大约一万,如果拆除其中的三间隔断意味着我们要交的租金要翻一倍。要租便宜的房子,就要去更远的地方,上班的时间也会变长,这实在太恐怖的事情了。”
居住在亚运村大屯路的租户张先生和李女士的租房经历相似。张先生日前刚接到小区物业电话,物业称大屯警务站近期可能入户清查群租和隔断,对此张先生有些担忧和不平:“外国有贫民区,中国有城中村,都是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结果,不论是强行拆除平民窟还是城中村都是不仁道的。换而言之,不让群租又没必要的补救措施其实是将低收入人群赶离城市,这是‘逆城镇化’的表现。依我看,城乡差别、城市容量有限、劳资矛盾、低收入等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杜绝群租。”
专家呼吁盘活租房市场 多渠道解决租房难问题
社科文献数据显示,2013年北京约有16万“蚁族”,生活在高校周边或综合人口流动聚集区。据分析,这些人工资不高,居住条件差,近7成人的居住面积在10平方米以下,有的居住面积还不到5平方米。
市住建委称,为配合取消群租工作,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落实有关“自住型改善型商品住房”销售管理工作。然而,中国房地产协会副秘书长何琦则表示,自住型商品房解决的主要是“家庭城”的问题,只能很小程度地减少取消群租后带来的压力,“大部队”的租房问题依旧是难题。
“群租现象的存在一方面说明现在北京市场房源少、出租房存量小,另一方面也说明是目前的租房价格过高,超过租户承受力。打击群租是个棘手问题,打得不好容易滋生各种矛盾。”何琦说,“建议以政府名义建立房屋租赁平台,为外来租户提供大量公租房;在公租房不足的情况,由政府出面收购大量二手房,通过官方租赁平台转租给外来租户。”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任兴洲认为,建立官方租赁平台的关键还是价格问题,如果价格不能明显降低,这些低收入的人群仍然存在租赁支付能力不足的问题。
任兴洲建议,像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应通过多种途径解决外来低收入人群的租房问题。第一是,利用公租房来解决,这需要有针对性地根据外来人口租房和支付能力的特点,设计公租房的户型和面积,提供适应市场需求的供给,价格上也尽可能使一部分人可以承受;二是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应明确规定合租的单人居住面积最低标准,在打击群租同时,允许适当的合租,并且制定明确的安全规定(如消防安全、不能私挪乱拉电线、乱设煤气和天然气管道等),以适度减轻这些人群的租房压力;三是对符合住房保障标准的人群提供政府补贴;四是,一些企业单位可以适当解决职工宿舍。总之,“解决群租问题必须多管齐下,多渠道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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