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扬：“取消公司注册资本限制”善莫大焉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0月2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进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放宽注册资本登记条件，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取消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3万元、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10万元、股份有限公司最低注册资本500万元的限制；将企业年检制度改为年度报告制度；放宽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条件；大力推进企业诚信制度建设；推进注册资本由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10月28日《新京报》）

　　在人们的惯性思维中，为公司注册设置一定的门槛，是十分必要甚至是天经地义的，这可以防止“皮包公司”之类的现象出现。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对公司最低注册资本以及经营场所进行限制，一方面抬高了民众的创业成本，让一些有创业愿望、有技术无资金的人望而却步，抑制了社会投资活力乃至经济发展动力。另一方面使得一些人铤而走险，采取弄虚作假以及行贿等不正当手段进行公司注册，不仅造成不正当竞争，而且滋生了腐败问题，给有关部门“吃拿卡要”提供了机会。

　　在某种意义上，公司注册资本并不是政府必须管的事情。市场经济之下，无论穷人还是富人，每个人都有创业的权利，只要他在经营过程中恪守法律和诚信，不危害社会利益和消费者权益，政府就不应阻止其成立公司，也不必过问其注册资本几何。所以，政府的监管重心不应放在注册公司之时，而应放在公司注册之后的经营活动上。眼下，政府在公司注册环节的监管失之于严，对公司经营活动的监管却失之于宽，这种监管方式亟须改变，也就是变“严进宽管”为“宽进严管”。所谓“宽进”就是降低公司注册的条件限制。所谓“严管”就是大力推进企业诚信制度建设，将企业登记备案、年度报告、资质资格等信用信息予以公示，接受社会监督，使企业“一处违规、处处受限”，提高企业失信成本。如果说“宽进”体现了政府对民众创业权利的尊重，不该管的不管。那么“严管”则体现了政府监管方式的“拨乱反正”，管好应该管的。

　　取消公司注册资本限制、放宽经营场所登记条件，极大地降低了公司注册门槛和创业成本，有利于激发民众的创业热情，给社会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和动力；而将企业年检制度改为年度报告制度、推进注册资本由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则有利于给企业“减负”，同时压缩了有关部门“吃拿卡要”的腐败空间。很多的小公司看上去不起眼，却让无数企业主拥有美好憧憬，让无数打工者找到饭碗，并能给政府财政收入添砖加瓦。可以肯定，现在的许多小公司会慢慢成长为参天大树，政府现在出台的善政终有“开花结果”的那一天。

　　当然，善政只有得到切实执行才有意义。眼下要防止一些地方政府部门舍不得放下手中的权力，巧立名目对公司注册进行限制，变着花样向企业“吃拿卡要”。说到底，政府要转变职能，首先要转变工作作风。政府部门要想管好企业，首先要管好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