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克鲁格曼

通用电气总裁韦尔奇

　　前妻揭了韦尔奇的家底

　　２００４年４月，美国的“明星ＣＥＯ”、通用电气总裁杰克·韦尔奇栽在了两个女人手里。这桩绯闻案的女主角是：４２岁的《哈佛商业评论》（ＨＢＲ）总编苏茜·韦劳佛扮演第三者，４９岁的第二任夫人简·韦尔奇扮演秦香莲。前者黯然离去，后者则不依不饶，坚持离婚。

　　６６岁的韦尔奇在这段时间内遭受了精神和经济的双重打击——不依不饶的不光是太太，还有大大小小的媒体。记者的兴趣更多地集中于这桩家事暴露出来的另一面：简太太将丈夫诉上法庭，要求分得５亿美元家产，而且还雇用律师把韦尔奇的账目查了个底朝天，并暴露在世人面前。通过这个意想不到的机会，人们才得以窥见，通用电气集团老总的生活应该是这样的——据估计，韦尔奇２００１年度拿到的全部薪资达１６２０万美元，此外他还持有２２００万股通用电气普通股，价值约８亿美元。２００３年，韦尔奇光荣退休，但集团并没有停止为其付账。除了上述豪华设施外，小到报纸和日常用品，集团都为韦尔奇“买单”。甚至连韦尔奇邮寄一封信，集团也会为他付邮资。通用电气集团在纽约曼哈顿给这位前ＣＥＯ保留了每月房租高达８万美元的公寓，外带免费的美酒佳酿和三餐。据另一位专家估计，韦尔奇每月乘坐波音公务飞机的费用高达２９万美元。

　　韦尔奇先生的光辉形象在这次曝光中受到了很大打击，美国公众对他这样一个退休后，仍然让集团每年支付２５０万美元各类账单的“贪婪经理人”感到愤慨。通用电气的股价甚至因此下跌。然而韦尔奇也觉得委屈：首先他认为自己“值这个价”，其次，他并不是惟一过着帝王一般无忧生活的大公司ＣＥＯ。２００５年，美国公司ＣＥＯ的直接薪酬均值为４４１．９３万美元，相当于当年美国生产工人平均年薪的１６０倍左右。（直接薪酬包括工资、奖金、限制性股票在其授予时的价值、执行股票期权的收益以及其他长期激励薪酬。）其中，收益最多的是联合技术公司ＣＥＯ戴维。他去年的直接薪酬总额为８８３０万美元，多数来自行使股票期权的收益。当年，摩根斯坦利前ＣＥＯ裴熙亮离职时，得到了１．０６亿美元的遣散费和退休金，其中包括４４００万美元的现金奖金。

　　随着越来越多类似信息的曝光，美国公众对工商业富豪们的贪婪攫取越来越感到难以忍受。左派学者更是从理论层面对此加以抨击，其中代表性人物，就是提出美国的“新镀金时代”已经来临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

　　一个基金经理收入１０亿美元

　　保罗·克鲁格曼是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系的经济学教授，同时也是《纽约时报》等媒体的专栏作家，是位以敢言著称的学者。他于２００２年前后就发表警惕“新镀金时代”的言论。他在专栏中说：“我小时候生活在纽约长岛，可以看到‘镀金时代’留下来的大型别墅，在那个时代里，超级巨富可以负担得起与欧洲皇宫媲美的豪华住所，让众多的仆役组成的大军为自己服务。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现在，这样的宫殿又重现了。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新镀金时代’。”

　　保罗·克鲁格曼认为：美国现代右派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对１９世纪末期经济高速发展的那段时期充满怀念。当时税收政策优惠，行业规范缺失，只有宗教性质的慈善活动，没有政府推动的社会福利计划。从米尔顿·弗里德曼到罗弗·诺奎斯特为代表的保守派，都把那个事实上的“镀金时代”描绘成“黄金时代”。他们认为，强调那个时代的不公正和社会严重两极分化，完全是左派对历史的修正主义理解，是在误导民众。

　　克鲁格曼说，至少在一个方面，当年的情形又重现了——那就是各阶层收入的不平衡。自从右派保守党开始掌权，人们的收入差距就开始加大，现在美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回到当初“镀金时代”的水平。

　　“镀金时代”最富有的美国人是约翰·洛克菲勒。１８９５年他被迫交纳所得税，申报收入为１２５万美元。这个数字几乎是当时美国人均收入的７０００倍！可是拿今天的标准来看，（单纯以数字计算）洛克菲勒作为首富显得有些寒酸。去年，投资人杂志《Ａｌｐｈａ》报道，对冲基金经理詹姆斯·西蒙斯的收入达到１７亿美元，是美国人均收入的３８０００倍还多。另外，还有两位基金经理的年收入也超过了１０亿美元。２００６年，美国前２５位基金经理的总收入达到了１４０亿美元。

　　贫富差距增大 中产阶级缩小

　　对冲基金经理成为亿万富豪，只是收入不平衡现象中极端的例子。所有关于收入集中度的评估指标都显示，美国收入的不平等已经回到１９２０年之前的水平。在过去３０年间，美国普通人的工资只增长了１０％左右，而美国前１００个大公司ＣＥＯ的退休补偿费，却从３０年前的１３０万美元（普通员工年薪的２９倍）增长到了３７５０万美元（普通员工年薪的１０００倍）！这一趋势直接导致了中产阶级的萎缩。现在美国最富有的１３０００个家庭的收入，相当于２０００万较贫穷家庭的总收入。因此，说美国进入了“新镀金时代”并非妄言。

　　目前，新镀金时代还没有让人们感觉像旧镀金时代那样两极分化和不公正，那是因为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收入的不平衡性。累进所得税对富人所征税率要远远高于中产阶级，遗产税则限制了巨额财富的继承。而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也为不那么幸运的人提供了基本保障安全网。但是，在过去３０年里，美国政府的政策却始终在向富人倾斜。

　　首先，税收政策没有取得积极进展。据一项调查，自１９７０年以来，针对０．０１％最富有的美国人的平均税率降低一半，针对中产阶级的税率则上升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股息红利和资本收益等非劳动所得的税率，已低于中产家庭劳动所得收入税率。

　　对美国富豪来说，经济繁荣加上大把地赚钱，这不只是个“新镀金时代”，而是货真价实的“黄金时代”。至于这种繁荣是否像当年的“镀金时代”那样暗藏危机，是否会像“镀金时代”一样以大萧条和战争终结，那就很难说了。至少近两年，各项大公司频出丑闻，就足以让世人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