砰的一声，办公室的棕色木门在陈建新的身后关上了。他提了提手上比平时沉重的公文包，皮鞋在略显空旷的走廊里敲击出回声。接着，他迈出了熟悉的写字楼，迎接他的是温州最繁华的主干线上阑珊的灯火，以及一份新工作。
陈建新主政了三年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温州分行（下称“稠州银行温州分行”），是落户温州银行业的第一个“异乡客”。2012年，还是深发展银行温州分行副行长的他，在区域性金融风波中临危受命，成为这家“祖籍”义乌的城商行第三任行长。
9月1日，当初签订的三年任期届满，被同事普遍评价为“勤勉实干”的陈建新转身离去，接替他的将是来自该银行福州分行的风险总监周宏伟。
这并不是近期唯一“易帅”的温州本地银行。据温州当地知名微信公众号“温州金融”统计，中信银行、光大银行、渤海银行和广发银行等银行的温州分行都在近两个月内调换了“舵手”。《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注意到，这股温州银行业内暗涌的“换人潮”似乎并非巧合，而是折射出一直挣扎于自救命题的温州金融最新的生态。
官司缠身
根据公开资料，浙江稠州商业银行温州分行开业于2009年10月28日，当时正是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刚刚落地，这块充满了资本神话的土壤对外来的金融机构也散发出诱人的吸引力。截至2015年7月末，该分行各项存款余额40.8亿元，贷款35.2亿元，在进驻温州的8家异地城市商业银行中，规模位于第3位。
然而，陈建新转身的步履却并不轻松。记者查询温州法院网信息了解到，目前稠州银行温州分行正深陷各种借贷官司中，最年久的一桩还是去年12月底状告温州圣鹏纸业有限公司的案件，至今尚未审结。
而这很可能最终变成稠州银行的坏账压力，因为它只是圣鹏纸业身后拼命围剿的众多债权人之一。浙江省平阳县人民法院7月22日出具的民事裁定书宣告圣鹏纸业破产。
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圣鹏纸业破产案从今年年初就已经沸腾，但在对其进行债务清理的过程中发现，除了部分老旧淘汰的机械设备可供变现外，基本没有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的财产。对9万元变现价值享受优先受偿权的是浦发银行温州分行，其他债权人很可能颗粒无收。
记者粗略统计，除了这场诉讼外，今年以来，稠州银行在温州的分支机构记录在册的借贷官司大大小小还有近百桩，其中有许多案件的审理过程已超过半年。
在温州当地，深陷借贷纠纷和不良贷款率的难以下降均非稠州银行温州银行的特例，但这家原本专注“小而美”形态的外来银行惹来诸多官司却注定是新旧交替时一张并不好看的成绩单。有温州本土金融人士对记者分析，原行长在三年任期时满未能续任应该也与此相关。
据“温州金融”消息，稠州银行去年还被卷入中城建设集团、盛宇家纺等温州几件重大信贷担保案件中。其中，中城集团曾有“温州建筑航母”之誉，但在去年6月却惨遭24家银行追债，去年底经法院裁定，最终确认的无争议债权高达17亿元；而曾是本土家纺龙头的盛宇家纺也深陷资金链断裂危机，成为当地企业互保联保问题的反面教材。所谓互保联保是指三家或三家以上的中小企业自愿组成担保联合体，其中一家向银行申请贷款后，联合体内的其他成员都需承担还款的连带责任，其好处是1000万元的资产可以为数千万的贷款担保，实际上提高了杠杆率。
连锁“易帅”
事实上，稠州银行温州分行的“易帅”也是近两个月温州银行业行长人事变动的连锁反应。7月1日，从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出走的原副行长周松山，正式担任中信银行温州市分行行长，就此拉开温州当地银行“易帅潮”的序幕。
随后，温州银行业仅有的两位分行女行长之一的光大银行温州分行原行长徐巧雪辞职，紧接着，渤海银行温州分行原行长王宇辞职，广发银行温州分行行长宋佳伟调回省分行出任省分行副行长。短短两个月内，温州银行业已经调换了5个行长。
记者注意到，此次离职行长中唯一的女将、光大银行温州分行前行长徐巧雪曾在温州银行界以果敢干练著称。一步步从基层干起的她还曾豪言，面对温州区域性金融风波深感压力但“不会气馁”。而此次主动辞职，被行内人称为“裸辞”。
据悉，光大银行在温州市区、瑞安、乐清等地共设立5家营业网点、2家社区支行。据统计，截至今年4月末，光大银行温州分行各项存款32亿元，比年初下降6亿元；各项贷款45.8亿元，比年初下降0.6亿元。而在高峰期，光大银行温州分行存款超过40亿元。
任职间，徐巧雪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温州民间借贷风波对温州经济、金融均造成较为严重的冲击，特别自2012年以来，温州银行业普遍不良贷款率出现上升。光大银行也一样，进入温州没几年，不良贷款率就明显上升，说实话，深感压力。”
广发银行在温州已有近18年历史，除分行营业厅之外目前有13个支行，遍布温州各地。但据媒体公开报道称，广发银行温州分行在2012年区域性金融风波中的不良贷款率高达10.10%，创下了近年来温州各银行的不良率新高。
对于坏账与行长调换之间的关联，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注意到一个细节：曾经笑脸畅谈的温州学界，早在半年前就开始三缄其口，而当下的联络难度明显更大。
“我现在不研究这块，对这个事情不清楚”、“我的身份太敏感，现在不方便多说”、“温州的事你最好还是问问外地的专家，我们不方便评价自己。”——去年曾接受过采访的几位温州本土专家都这样答复记者。
坏账压力
不过，有不愿具名的当地观察人士对记者直言，温州银行业的风险仍然处于持续暴露和释放的阶段，坏账处置的压力巨大，在大量核销和计提拨备的影响下，行业利润持续负增长，自我消化能力已经明显减弱，导致利润成绩单逐年难看。
公开数据显示，2011年温州市银行业金融机构净利润为199亿元；此后连年下跌，到2014年，跌至-39.33亿元，同比减少245%。
如何处置焦头烂额的坏账已经成为摆在温州行长们面前的重大难题。据《温州晚报》报道，从2012年至今年6月，温州银行业累计处置不良贷款989亿元，相当于降低不良贷款率近5个百分点，仅仅是4月至6月间，温州不良贷款率就从4.39%下降到4.08%。
可从去年末到今年的情况来看，温州银行业整体的不良率虽已基本稳定，但依然远远超过了3%的警戒线。按照计划，温州今年将处置、核销不良贷款400亿元左右，与去年处置规模相当，成为悬在行长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另一方面，前几年银行的乱放贷现象恐怕也是行长政绩上难看的一笔。”上述观察人士如是解释。数据显示，2009年温州新增人民币贷款达到了1088亿元，而2008年这一指标还仅为585亿元。除此以外，当时温州的贷存比已达85%，这不仅大幅超越了银监会75%的红线，也远高于当时全国平均67%的贷存比。
此后数年间，温州企业互保联保的传统做法也成为如今推倒坏账“骨牌”的罪魁祸首。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陈龙对记者分析，一旦经济形势逆转，房价迅速下跌，由此造成房地产抵押品价值缩水，一家亏损的企业会通过之前形成的互保联保贷款网将危机传染给其他企业，这种“一损俱损”的模式使得温州金融危机迅速扩散开来，这才引发了2012年的区域性系统危机。
而在这个逻辑链中，银行掌门人们也被推上火山口，被认为难辞其咎。在一次温州金融界会议上，甚至有银行业人士称，温州企业家普遍抱怨银行和企业是“水煮鱼”关系，矛头直指银行在前几年审批放贷时的疯狂逐利行为。
互联网冲击
此外，除了在金融风波中余存的危机感，也有分析人士认为，互联网金融对传统业务的分流也成为重塑温州银行形态的另一因素。颜贻潘是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士之一，他拥有温州市律协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温州市审计局特约审计员等头衔，在搭建民间借贷公共平台方面起步得比政府还早：2010年他在日常代理的经济案件中发现了民间借贷潜伏的危机，成立“温州民间借贷网”。
“温州银行行长离职，有好多是我的朋友，有人离职有人上岗，有些是自然的新老更替，是很正常的人员流动，另一方面也是互联网金融导致整个行业业态的变化，比如是因为行长业绩不好，董事会认为不适合担任，这就必须思考互联网在传统银行中的作用，需要引起重视和警惕。” 颜贻潘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坦言。
据悉，2013年以来，温州各类P2P平台也如雨后春笋，目前温州本土P2P网贷平台已经超过50家，占整个浙江省256家的1/5左右。经过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如今已经浮现多家颇具规模、具备一定品牌效应的温州P2P龙头企业，包括温州贷、温商贷、三信贷、鼎信贷、招财猫等。
颜贻潘这样分析：“由于‘互联网+’改变了传统的经济模式，受电商影响，实体商铺变少了，渠道从线下变为线上，势必会影响一部分实体经济，这种制造业经济下行的压力肯定使银行业雪上加霜。”
他还对记者透露，温州今年的金融业状况仍然没有恢复元气，“今年以来，整体民间借贷案件并没有下降，我手头接到的案件也不少，2011年次贷危机时立案需要一定时间，但是现在来看立案开庭都比较正常，不过也还会有一部分民间借贷是自发解决，并没有走法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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