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下期货市场的机遇与挑战

　　我国经济转型将进一步提升期货市场在宏观经济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1 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特征

　　我国是全球人口大国，以往我国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目前阶段人口红利仍然存在，但其基础已大大消弱，已经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随着我国与周边国家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全面启动、国内人工成本普遍上涨和国内环境污染的加剧，我国原有的人口红利与资源红利基础已动摇，倒逼国内经济由目前劳动密集型发展方式转变为创新驱动发展方式。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新常态阶段。

　　经济发展新常态是不同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经济发展状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与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新阶段。2014年5月，国家主席习近平首用“新常态”概念形容当前中国经济整体特征。2014年10月，在北京APEC峰会主旨演讲中，习近平进一步系统阐述了新常态的三大内涵：第一，经济增长从高速转为中高速，由原先11%的增长率降为7%—8%的增长率，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仍然排在前位，这成为一种新的经济常态;第二，经济结构发生全面、深刻的变化，不断优化升级，全面向更高阶段深化;第三，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新常态下经济发展从以往单纯依靠人口红利模式逐渐向同时依靠人口红利、改革红利和技术红利模式转变。在新常态下，经济发展表现为就业充分、收入均衡、社保完善、增长平稳、物价稳定、生态经济，经济发展质量将跨上新台阶。

　　梳理历年数据可以发现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初步显现：

　　一是经济结构方面第三产业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从2013年开始，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见图1);从2014年前三季度数据看，前三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6.7%，高于第二产业2.5个百分点。

　　图1为2004—2014年上半年二、三产业比值

　　二是需求结构方面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占比首次超过投资。2012年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占比首次超过投资(见图2)。从2014年前三季度数据看，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48.5%，比上年同期提高2.7个百分点，比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高7个百分点。出口则为负贡献率。

　　图2为2009—2014年上半年消费/投资对GDP贡献率

　　三是国民收入分配中向居民倾斜的趋势更加明显。从2014年前三季度数据看，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2%，比GDP增速高0.8个百分点。

　　四是区域结构有所改善。中西部各项经济增长指标快于东部地区，地区间发展差距在缩小，协调性增强，东部地区在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中的引领作用突出，中西部地区后发优势继续得到发挥。

　　五是资源环境成本的消耗减少。从2014年前三季度数据看，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4.6%，降幅比上半年扩大0.4个百分点。

　　经济各项指标显示我国已进入了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2 期货市场的机遇

　　我国经济转型将进一步提升期货市场在宏观经济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转型面临新挑战，新产业的出现、旧产业的升级、人民币国际化、利率市场化等都需要优化市场配置资源效率，提高市场服务经济实体的能力和手段。

　　期货市场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期货市场上市更多商品和金融期货，形成巨大成交规模，覆盖更大经济和金融领域，利用自身特有的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功能，降低市场成本，优化社会资源配置，促进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的结构调整与发展效率;同时可以进一步促进我国以市场化手段参与国际竞争获取战略资源，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在大国经济博弈中占据优势地位。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将为我国期货市场发展打开更广阔的空间，进一步提升期货市场在宏观经济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市场化改革使得生产和金融避险需求快速增加，进一步提升期货市场在国民经济风险管理中的地位

　　期货市场最初是为商品交易者避免价格波动的风险而出现，其最重要的功能是套期保值。十八届三中全会已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确定为国家长期发展战略，各种经济、金融要素价格将面临完全市场化，市场波动将越来越剧烈，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国民经济迫切需要全面提升应对经济、金融的风险控制能力。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以投资和出口为导向、资源能源需求旺盛的经济体，对于大宗商品与金融风险管理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借鉴国外发展经验利用期货市场的风险管理能力就成为首选项，这也将提升我国期货市场在国民经济风险管理中的地位。

　　市场化改革有利于期货机构的发展壮大，大幅提升期货市场的能力和作用

　　新常态下，贯彻中央市场化和简化行政改革要求，证监会已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期货经营机构创新发展的意见》，对期货经营机构的经营管制将会大幅放开，已为期货经营机构参与资产管理和场外衍生品交易等打开政策之门，期货公司不远将来会扮演场外衍生品市场交易商角色，以机构投资者功能参与期货市场。同时，随着国家经济风险管理和资本风险管理的需要，机构投资者的培育也将提上议事日程，基金、投行、保险、养老机构等机构投资者也将会出现在我国期货市场上，壮大我国期货市场套期保值力量，大幅提升期货市场服务经济的功能。

　　作为期货市场的交易平台，我国期货交易所在新常态政策放开背景下应对期货市场变化的灵活性、能动性与创新性将不断增强，将不断拥有人事、品种、规则、创新能动性，不断增强自身为经济服务和风险管理的主动性。新常态下期货经营机构的发展壮大将大幅提升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作用。

　　社会财富的增加和集中，为期货市场创造了新需求，有利于期货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

　　新常态下，我国社会财富积累将迅速增长，但目前社会财富管理基本是刚性兑付，缺少风险对冲工具。随着新常态改革开放的深入，金融市场波动将加大，理财产品的风险对冲已成为财富管理机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期货市场作为高级的风险管理市场形式，为财富管理机构进行风险管理和资产管理提供了可行的渠道。可以预见，新常态下社会财富积累的发展将需要期货市场提供更多的新投资方式与投资工具，夜盘交易、期权、指数期货、场外衍生品等新的投资方式将不断出现，外汇、利率、股票期货等新的投资工具也将不断上市，大幅提高我国期货市场的规模和影响力。

　　金融开放战略有利于我国期货市场国际化发展

　　新常态下，期货市场国际化发展将改变我国在国际大宗商品贸易中的被动局面，为我国在大宗商品国际定价中建立与经济增量相匹配的话语权，助推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的实现。

　　发达国家通过建立全球性期货市场在大宗商品和金融市场上已取得国际定价权与标准制定权，我国通过期货市场国际化发展是逐步取得国际市场话语权的必经途径。

　　3 期货市场面临的挑战

　　期货市场已上市品种数量少和交易规模小难于满足新常态下国民经济与实体产业快速发展的需要

　　目前国内上市的期货品种，与美国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美国是世界上期货交易品种最多的国家，期货市场一共上市交易521个种类期货品种，涉及范围广泛，基本涵盖了所有适合期货交易的商品和金融领域。与美国相比，我国期货市场上市品种数量少、覆盖领域小(石油、电力、利率等国际市场上绝大部分商品和金融期货品种始终没有上市交易)，交易规模小，上市品种功能发挥并不全部良好，直接影响在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服务我国经济新常态的能力。

　　期货市场投资者结构不合理，难以应对经济结构与产业转型对期货市场提出的更高要求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期货市场的投资主体中，机构投资者和套期保值者的比例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但是其比例仍然较小，目前国内投资者中大部分为中小散户，主要从事投机交易，缺乏稳定市场的机构投资者。由于国内期货市场参与结构不合理，期货价格的权威性受到很大影响，这造成了我国期货市场形成的价格与现货市场的偏离度较大，市场发现价格与套期保值功能受到很大制约。

　　西方期货市场上主要市场参与主体是以基金、投行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市场发现价格与套期保值功能相当强，我国期货市场在机构投资者的发展上目前仍处于空白，这对于把我国建成成熟稳定的期货市场，是很不利的。同时，我国的实体产业生产主体较多且分散，生产和贸易企业由于现有的体制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仍然存在大量限制实体企业参与期货市场套期保值的政策(例如，银行对借贷企业有禁止交易期货的规定等)，使得实体企业不具备从事期货套期保值的条件。因而需要大力培育期货市场机构投资者，完善投资者结构，提高市场发现价格与套期保值的能力，才能满足新常态下经济与产业结构转型对期货市场的更高要求。

　　现代多层次商品市场体系不完善，难以满足企业和机构投资者的经营需要

　　在现代多层次商品市场体系中传统的现货市场是多层次商品市场体系根基;期货市场是多层次商品市场体系顶尖;中远期市场(场外衍生品市场)是构成整个多层次商品市场体系塔身部分，为连接期货与现货市场搭建了一座稳固而可靠的桥梁。

　　在期货市场发展现阶段，场外衍生品市场对于促进我国多层次商品市场体系建设，促进国民经济资源优化，加速商品流通，促进信用体系建设等具有重要意义。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需要建立场外衍生品市场来满足企业和机构投资者等不同参与者的交易需求，并依靠期货市场实现OTC市场交易者的避险需要。但目前由于我国多层次商品市场体系建设不完善，还没有真正意义的衍生品场外市场的存在，难以满足新常态下企业和机构投资者发展壮大的经营需要。

　　期货市场投资方式和工具缺乏，难以满足社会财富风险管理和资产管理的需求

　　新常态下，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和融入全球市场的进程不断加快，各类投资主体财富积累规模巨大，面临的各种不确定风险日渐增大，风险与资产管理需求日益多样化，对专业化的风险管理和资产管理产品的需求日益迫切。但是，现阶段我国期货市场投资方式和工具缺乏，期权、波动率指数等投资方式一直缺位，利率、外汇期货等投资工具始终没有上市交易，期货投资者可以选择的投资工具与投资渠道很少，难以满足社会财富风险管理和资产管理的巨大需要，已成为制约社会财富积累的首要问题。

　　期货市场开放度不高，难以实现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对期货市场的高要求

　　目前全球商品金融定价中心主要在芝加哥、伦敦和法兰克福，所形成的价格已成为国际市场的基准价格，如芝商所(CME)会员机构分布在欧洲、亚洲等地区，全球各地投资者都可以投资其上市品种。正是由于全球各地投资者都参与进来，这些期货市场形成的价格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

　　目前由于政策限制，我国期货市场只限于国内投资者参与，没有国外投资者参与，市场开放程度和成熟水平较低，价格影响力与辐射范围较小。

　　由于缺少了国际定价权，我国广大实体企业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难以实现新常态下国家自由贸易区等对外开放战略对期货市场提出的新要求。

　　期货市场与国际接轨越来越要求监管体系更加健全，监管更趋规范

　　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开放将在国家整体对外开放战略下开展，我国期货市场实现国际化、对外开放也成为一种必然趋势。目前国务院批准的上海自由贸易区石油期货的上市可以说将打开我国期货市场对外开放的第一扇门，境外投资者进入国内期货市场的限制将逐步放开，我国期货市场由开放准备阶段进入到开放实施阶段，这要求我国期货市场加快制定《期货法》，建立更加完善的监管体系，与我国期货市场国际化进程相一致，为期货市场发展创建更加安全、稳定、健康的市场环境。

　　4 新常态下期货市场发展的建议

　　加大期货品种体系建设力度，保证满足国民经济发展与转型的需要

　　我国期货市场应积极推动期货衍生品新品种与新工具上市，不断创新和完善上市品种体系。

　　在横向上，拓展新的期货领域与工具;在纵向上，继续延伸现有产业链体系，建立全产业链的品种体系。

　　通过双向开拓，完善新常态下期货市场品种结构和体系，拓展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广度和深度，保证满足国民经济转型的需要。

　　加强做精做细已上市品种，提升期货市场服务国民经济功能和作用

　　目前，我国上市交易的期货品种大部分取得了较好的发展，但也有一些品种流动性与功能不足。为满足原有产业发展与升级的需要，期货市场应在做精做细已上市品种上加大功夫，紧贴现货市场，梳理合约制度，优化仓库布局，打造全产业链服务功能，促进市场不断发展壮大。通过大力提升已上市品种的市场规模与运行质量助推新常态下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

　　实现机构化与国际化发展，增强期货市场定价的有效性和权威性

　　由于国内期货市场缺少机构投资者，难以形成权威性的价格体系，为增强我国期货市场的定价有效性和权威性，应吸引和帮助众多现货企业进入期货市场，还应允许共同基金、银行、保险、养老机构等机构投资者参与期货市场。同时，探索国外投资者参与国内期货市场的模式，逐步创造吸引全球客户参与中国期货市场的制度条件，着力打造“中国市场、全球客户”的中长期战略目标，提高我国期货市场的定价有效性和国际影响力，为我国经济新常态下全球化发展保驾护航。

　　建立多层次商品市场体系，提升为国内经济服务的效率和作用

　　国外发达经济体建立在多层次商品市场体系上，许多实体和金融机构都积极参与场内外衍生品种的交易，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已极大化。新常态下就需要我国加快建立多层次商品市场体系，满足机构的各类合法交易需求;同时，多层次商品市场体系建设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保证整个期货市场在更高层次上稳定运行，为我国争夺国际市场定价权打下基础，提升新常态下期货市场服务国内经济的效率和作用。

　　期货市场要按照国家政策需要，不断激发自身经营活力，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期货制度红利”

　　我国期货市场以往在应对现货市场多样化需求和交易风险时，由于政策限制等诸多原因期货交易所和期货经营机构难以在更广范围、更高层次上开展业务创新活动，更好地满足现货生产和经营机构风险管理的需求。新常态下，随着我国经济改革开放深入和《期货法》的出台将助推期货交易所和期货经营机构拥有更大的灵活性、能动性与创新性，实现自身职能的提升。

　　期货市场应按照国家政策需要，不断激发自身经营活力和生产力，为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进一步体现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度，为国民经济创造期货市场的“制度红利”，进一步助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随着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质量跨越新阶段与现代化市场体系的不断完善，期货市场将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期。我们坚信，我国期货市场建设一定能够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在服务新常态、服务国民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