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的“外销”力度可进一步加大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七次会晤刚刚结束。这样一个新兴市场国家组织正在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合作，以求在国际舞台上发出更有力的声音。

　　长江商学院近期举行了欧洲委员会年度会议，邀请到了多位长期研究中国经济的委员会成员。《诗经》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身处世界的另一端，这些站在投资、产业领域前沿的学者和实践者们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投行等新的国际组织的诞生，是否在挑战固有的国际秩序？中国企业在与发达国家进行国际产能合作时应如何扬长避短？

　　针对这些问题，《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分别对长江商学院欧洲委员会成员英国得利来公司中国区总监詹姆斯·理查兹（李洁）、德意志银行伦敦分行前董事长查尔斯·奥尔丁顿勋爵以及TPG资本集团高级顾问维克多·布兰克爵士进行了独家专访。

　　对于“一带一路”，欧洲还需要了解更多

　　NBD：从刚刚结束的金砖峰会可以看出，金砖国家在努力通过合作来解决各自的问题。站在发达国家的角度上来看，各位怎么评价金砖五国的合作？

　　李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没有国家是独立的，所有国家都在全球市场之中，所以不能单独地解决某一个或者某几个国家的问题。金砖峰会当然对各方面都会有帮助，但金砖国家还是要寻求和其他国家的合作，这其中就包括英美等西方国家。

　　布兰克：我们看到金砖峰会做出的大多数安排都是互补的，这一点非常重要。金砖国家想要通过加强合作来实现更好的发展，内部就必须要妥协。

　　NBD：目前，国际社会对于“一带一路”这一战略，以及更强有力的中国形象存在一些疑虑，请问各位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布兰克：“一带一路”借用了两条古代贸易路线的概念，而且这两条路线都和古代中国有关。我认为这是“一带一路”倡议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可以更好地给国际社会呈现中国的形象。

　　我不认为“一带一路”战略有任何不好的地方，这个战略主张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扩大贸易，这都是很好的建议。但同时我在欧洲并没有看到很多关于“一带一路”的消息。这也表明欧洲社会对于“一带一路”仍缺乏整体认识。

　　李洁：对于西方来说，“一带一路”战略才刚刚出现，人们还不了解。李克强总理刚刚出访欧洲，双方提出了容克计划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对接。但要更好地实现这些战略，欧洲人想要知道更多，也需要了解更多。

　　此外，中国在短时间内的崛起非常传奇，但也引起了其他国家的警惕，尤其是周边国家。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应该非常小心。

　　世界对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有预判

　　NBD：A股近期出现了大幅度的调整，为此，中国政府也采取了多种手段稳定股市，请问各位怎么看待中国政府的这些做法？

　　布兰克：我想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强调西方国家和中国的区别。政府通过向股市注资来稳定市场，进而帮助实体经济的这个概念，在西方社会是很少见的。

　　谈到通过支撑股市来给予企业帮助，在英国，政府可以通过一些专门的机构向股市注资，但更多时候，政府还是将这样的事情交给市场。当工业真的需要帮助时，政府大多数时候也是通过私营部门进行参与的。但是我们也知道，中国非常不一样，而且中国正在向世界证明这种不同是可以成功的。

　　奥尔丁顿：如果大量的普通民众要通过一个可靠的方式投资，来保证退休生活和储蓄，那么股市只能是一小部分。更保险的办法是通过基金来投资，而不是直接投资单只股票。

　　NBD：A股的波动也影响了全球其他股票市场，你们认为这种影响会不会蔓延？能否被控制住？

　　奥尔丁顿：我认为可以控制住。外资进入中国股市是比较困难的，也就是说中国市场在外资公司的总投资中占比有限。中国股票市场上表现出来的波动，如果可以反映整个中国经济的运行状况，那么，股市波动的影响可能会更大。

　　NBD：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里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被认为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可是如今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正在放缓，这会给世界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

　　布兰克：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确实在减慢，但仍然有7%，这个速度已经足够让我们眼红。在欧洲、美国、中国这三大经济体中，前两者都是2%~3%的增长速度，大家都认为中国不会加快脚步，普遍的预测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会逐渐回归常态。所以说世界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是有准备的，这个准备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中国经济放缓带来的冲击。

　　李洁：但是，中国以10%的增速发展了那么多年，如果在短时间内降下来，可能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

　　中国政府判断7%的增长率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数字，但同时也应该意识到，中国人口结构在变化，就业人口会下降，经济结构也在变化，第三产业可以吸收更多就业。如果处理得当，这些变化都可以减少经济增速下降带来的社会冲击。

　　NBD：在近一两年里，中国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简政放权。英国也采取过类似的措施，简政放权会带来怎样的收益？又有哪些风险是值得关注的？

　　李洁：欧洲，尤其是英国，也有这样的构思和做法，但是这种政策实施起来非常困难。在英国，企业要面对大量的规则，既有本国的也有欧盟的。事实上类似中国简政放权的政策在英国已经反复进行了多次，一些比较容易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但仍有很多硬骨头。比如说，任何政府对于放开金融领域都非常犹豫，因为存在大量的风险。一旦这些风险成为现实，人们就会更加重视规则的作用，这样可能会产生更多的规则。

　　布兰克：简政放权涉及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腐败的。我们知道，过多的政府政策会导致更大的寻租空间，所以中国政府通过简政放权可以有效地对抗腐败。但这个过程中必然涉及很多人的利益，难度可想而知。所以我认为中国政府做了一个非常勇敢的政治决策。

　　“走出去”要学习的东西太多

　　NBD：我们看到中国企业对欧洲的投资在去年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有很多新的企业加入到向欧洲投资的大军中。各位对这些企业有哪些建议？

　　布兰克：中国已经在欧洲投资了很长时间，但是以前很多投资都是集中在房地产或者基础设施领域，这些投资并不需要太复杂的管理经验。但现在，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跟那些文化、语言完全不同的人打交道，这一点在创意产业中尤其明显。

　　奥尔丁顿：我们在国外并购一家公司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就是，由谁来管理这家公司？即使决定保留原有管理团队，新股东的加入还是会给公司未来的运营增加很多不确定因素。我的建议是，中国企业一定要在投资前就给这个问题找到合适的答案。

　　李洁：我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挑战之一就是融入当地文化、和当地的员工合作。中国在非洲进行了大量投资，很多非洲国家领导都会告诉你他们受益匪浅，但当地人认为这些工作机会应该提供给他们，事实并非如此。

　　一个企业在海外投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相信中国可以解决好这个问题。但要想更好、更快地解决，中国企业必须首先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因为“走出去”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