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机构监测79家互联网“宝宝”类理财产品数据显示，开年以来，其整体收益率呈现下滑态势。以余额宝为例，2014年12月27日到达近月顶点后连续下滑，8日公布的7日年化收益率已落到4.55%。伴随收益的下降，“宝宝”们的规模也在缩减，截至去年年底，“宝宝”类理财产品数量为79只，规模15081.47亿元，较2014年第三季度减少557.46亿。
除了货币市场的状况，监管也是“宝宝”们收益下降的重要原因。2014年12月27日，央行发文，将部分原属于同业存款项下存款纳入各项存款范围，实际上减小了市场的流动性，同时减小了“宝宝”们的盈利能力。
其实，早在去年春节，市场就对监管有了预期，“宝宝”们的收益就出现过下滑。在去年年初的两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就表示：在金融领域“鼓励科技的应用”，对于余额宝等金融产品肯定不会取缔，过去没有严密的监管政策，未来有些政策会更完善一些。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已经潜移默化地形成了对创新、改革的推崇。在这个范式下，官员们对创新的意见，从打车软件、专车到余额宝都惊人的相似：一方面从政治正确上认可创新，同时，在技术上认为需要监管。
表面上，这往往被解读为官员与管理者对新生事物的宽容、支持，是创新的利好，但事实却不容乐观。某种程度上，判断一个监管是顺应创新，还是扼杀创新，维持旧秩序的利益，只需审视，监管之下，创新者的利益是不是被拿给了既得利益者。
首先，应该承认的是，对于宝宝们的监管一直存在，从未缺席。支付宝公关总监陈亮在微博上写道：“有人呼吁互联网金融亟待监管，搞得好像一直没有监管一样。余额宝从诞生第一天就得到了监管部门的大力指导和有效监管：诞生至今的264天里，共计得到各种监管43次，平均每6天一次。怎么监管？含文件备案汇报、现场调研、现场检查等多种形式。今年1月至今，央行、证监会、国家审计署等累计来监管了19次。”
所以，问题从来不是从“没有监管”转变到“有监管”，而是从“令管理者不满意的监管”，转变到“令管理者满意的监管”。年初，中国银行协会给出的监管意见并不是要彻底否认余额宝的形式，而是企图剥夺余额宝的协议存款地位，将其收益压低到基准利率的1.1倍，从而维护银行的高利差，维持银行的既得利益。
政策经过一年多的吹风，如今落地，余额宝的协议存款地位被正式地剥夺了，维护了银行的既得利益。在此之前，工商、农业、建设等银行都缩小转入余额宝的额度上限，增加老百姓转款的麻烦程度。才从支付宝中获得一些收益的老百姓发现，将银行里的钱倒腾到各类宝宝不那么容易了，搬几万块钱存款要十天半个月。更潜在的影响是，目前，“余额宝”等各类存放在银行的货币基金仅仅被纳入存贷比，存款准备金暂时为零，但理论上，是应该缴纳存款准备金的，所以，如果未来进一步加紧，纳入缴纳存款准备金的范围，就会进一步影响到各种“宝宝”的收益。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利率市场化与监管进一步加强，“宝宝”们的生存环境将更困难。未来互联网理财宝宝类产品，甚至会接近定期存款的水平，整体规模也会随之缩小。不过，技术优势始终会存在，简单的操作，就可以使小额闲散资金得到定期存款的收益水平，何乐而不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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