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经理“私奔”记

　　犹如绝大部分投资者一样，2014年中国公募基金的生存状态也是悲欣交集：在数年的艰难时势中终于将资产管理规模推上6万亿元大关，下半年的行情大逆转又让基金经理一年的收成有了着落。但是，在前途重归光明之时，基金经理们却纷纷倒戈，“另立山头”。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末，93家纳入统计的基金公司离职人数已逾200人，2013年约140人，而2012年则为110人，基金业年离职人数的历史纪录被再次刷新。

　　而综观基金经理的去处，“私奔”（投奔私募行业）则是首选。基于最“简单粗暴”的利益考量，如果接下来的市场走势如愿成为一场新的造富运动的话，则这些基金经理在私募行业的收入，将远远高于公募。

　　而2014年陡然增多的公募基金经理选择“私奔”这条道路，显然是在对未来的下注中，他们已经有了明确的方向。

　　倒戈

　　“与私募基金相比，无论是薪金待遇、工作环境、还是平台，或者投资理念，公募基金都输在了起跑线上。”南方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师杨德龙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多位基金经理和业内人士道出心声：在牛市行情下，公募基金的收入与私募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据了解，广发基金、易方达等一线公募基金基金经理年薪约300万?400万元，已居业内前列，一般公募基金经理收入则在100万?200万元。而一般私募基金按业绩利润提取的业绩报酬比例是20%。以去年行情为例，50亿元资金按40%的利润率计算，盈利为20亿元，业绩分成也就是4亿元。这一数字分摊到每个基金经理或团队负责人头上，着实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去年大盘股经历了典型的转折行情，年中低迷，下半年企稳，第四季度突破，一些基金经理为了尽快赶上行情，也选择了尽快离职。”首创证券研发部总经理王剑辉说。

　　与此同时，业绩压力也让公募基金经理“压力山大”。南方基金某基金经理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如果业绩好，基金经理不仅会获得投资者的赞誉，身价也会大涨，各基金公司争相抛出橄榄枝；但如果业绩差劲，将面临黯然退场的局面。以南方基金为例，对基金经理有一定年限的考核期。在考核期中若业绩没有改善，该基金经理将被淘汰。因业绩的不同，职业生涯也会天差地别。在目前的行情下，明星基金经理能发20亿元以上的产品，普通基金经理只能募集到几个亿。业绩的差别，使得基金经理之间暗战激烈，大家都对各自的投资消息分外保密。”

　　另外，因为错过了2014年底的火爆行业，担心业绩排名垫底而颜面尽失才选择离职的基金经理，也不乏其人。

　　“过去几年蓝筹股一片萧条，基金领域一度盛传价值投资已死。2014年上半年公募基金仍以小盘股为主，对于下半年走势突变的大盘股公募基金经理心有疑虑，以至诸多基金经理业绩排名下滑，这也加速了很多人的离职。”王剑辉说。

　　除去薪金差异、业绩排名所带来的巨大压力，监管政策和公募基金公司的规则为公募基金套上了双重枷锁。杨德龙说：资管行业特别注重人的主观能动性，但诸如“双十规定”、股票型基金仓位底限等诸多政策限定，加之多数公募基金公司中投委会对公司整体的投资拥有很大的发言权，基金经理备受束缚。”

　　此前，“公募一姐”王茹远从宝盈基金离职前说：“繁文缛节的流程成了提升业绩的桎梏。大家看到的结果可能是流程越严谨的大基金，业绩越赶不上趟。”

　　“换人如换刀”

　　公募基金经理纷纷“奔私”，一方面固然由于私募机制灵活、个人发展空间广阔，另一方面也与鼓励私募基金发展的政策大环境相关。

　　“监管层对资产管理的监管理念正在改变。2004年以来私募基金一直处于“灰色”地带，2014年私募基金备案制开启，"游击队"转为"正规军"，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基金经理可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创业。”王剑辉说。

　　“一个行业没有离职，说明发展已经停滞。离职潮正说明资管行业正在飞速发展。”好买基金研究中心总监曾令华这样认为。

　　“私募2.0时代”已然来临。业内人士指出，私募基金公司人员构成简单，一般不超10人，而其管理的资产规模基数较低，在未来资产管理大时代，私募增速肯定是最快的。

　　在爆炸时代即将来临的前夕，“投身私募基金，明星基金经理的号召力非同一般。”杨德龙说：“一些老牌私募公司可能要在过去的数年里才积累到百亿元的资产管理规模，明星基金经理辅之强大的营销支持，能在短期内募集几十亿元资金。普通基金经理也能募集几亿元的基金。”

　　王茹远在2014年11月注册成立了自己的私募基金公司，至12月下旬，她所管理的资金规模已经接近100亿元，而其稍早前通过券商募集的某私募产品，1天时间就募资16亿元。

　　业内人士陶楚波感叹，如果私募基金门槛全然放开，公募基金有可能面临灭顶之灾。当前，离职潮对公募基金所带来的影响已渐渐显现。

　　Wind数据2014年统计的93家基金公司中，基金经理离职人数最多的三家公司均为老牌基金公司，依次是华夏基金10人、易方达8人、大成基金7人；其他离职较多的基金公司也多为大中型基金，如交银施罗德6人，而博时、富国、嘉实、南方等离职基金经理人数皆为5人。

　　曾令华用“换人如换刀”来形容基金经理离职的影响：“投资经理不同，所带来的投资预期必然不同。短期内基金经理、尤其明星基金经理离职将激发投资者对基金公司的不信任，进而会影响到基金公司的新发规模和持续申购。”

　　而这种影响主导下的竞争格局已经开始变化。以交银施罗德为例，其团队的频繁动荡使得多只基金产品受到牵连，管理资产规模也屡屡下坠并跌出前20名。而广发基金60亿元资金也因元老级基金经理刘明月的离职而遭赎回。数据显示，广发基金在2014年四季度规模比三季度减少近187亿元。有业内人士测算，刘明月的离职使广发基金一年至少损失6000万元管理费。

　　资历越“丰厚”的基金经理，撤离的步伐越快。同花顺数据显示，548只普通股票型基金中，基金经理从业年限达到10年以上的只剩下7位，职业年限达到5年以上的只有90位，有184只基金经理管理基金的年限在2年以下。

　　制度困局

　　既然是一个智力密集型行业，人才的重要程度自然毋须多言。财大气粗后台硬的公募基金，怎会坐视自己的“摇钱树”纷纷倒戈？

　　自2013年开始，中欧基金、、天弘基金、招商基金等多家公司先后试水股权激励、事业部制等相关激励措施。

　　不过，效果却未必理想。

　　“公募基金公司股东多为国企，多是银行、保险、证券，这使得整个公司以整体趋稳的体制运营，激励机制不灵活。”曾令华认为：“前海开元基金2013年成立，年限较短，利益格局尚未形成。在白纸上画画更容易，而在他人画好了框架的纸上再作画，无疑更难。中欧基金实际控股方为外资方、而天弘基金为民营基金公司，显然在外资、民资控股的公募基金公司，推行员工持股计划更为顺畅。”

　　在股权激励领域，老牌公募基金公司也在试水，但采取的是绕开母公司股东方利益的方法。2013年6月，广发基金和易方达基金同时获批成立基金子公司，并引入股权激励计划。广发基金的董、监、高人员以及其他从业人员出资持有子公司瑞元资本的30%股权。而易方达基金部分高管及员工、子基金公司高管及员工共持有子公司易方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60%的股权。

　　杨德龙评价：“广发、易方达仅是以子公司股权作激励，原有股东主要持有的是母公司的股份，母公司并没有稀释股份，加之子公司业务规模尚小，股份价值不高，批准难度相对较小。基金公司可以效仿这一模式，但是否能顺利贯彻，取决于母公司的态度。”

　　显然，推行股权激励，道阻且长。陶楚波说：“当前，国家鼓励国企改革。但这要取决于国企改革的整体推进速度。而且，即使不进行股权激励，公募基金公司也能正常运转。在这样的背景下，多数颇具国有色彩的公募基金公司无疑会放慢前行的脚步。”

　　“实行股权激励要股东批准，他们是否愿意主动割舍"奶酪"是最大的障碍。”曾令华也道出另一隐情：“股东激励稀释了股东的权益，部分公司将其视为国有资产流失。而在操作层面，如何处理公募基金大量的存量资金，如何进行人才的利益分配？都是重大挑战。”

　　“相较于股权激励，或许事业部制更为可行。”杨德龙说，“南方基金选择将事业部制提上议程。事业部制将以基金经理和研究员作试点，开始将仅针对个别的优秀基金经理，实验成功后，再进一步推广。”

　　杨德龙解释说，事业部制提供的是业绩提成，不涉及股权分配问题。相比于股权激励，该方案更容易被股东接受。

　　尽管如此，真正开展事业部制改革的公募基金公司仍是凤毛麟角。“事业部制能否推行，取决于股东意愿，同时还要看研究员和经理能否创造更多的价值。同时，在事业部下激励如何确定，制定多少合理也并不容易。过低，没有效果，过高，股东的利益将遭损失。”杨德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