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茉楠：人力资本红利重构国家竞争优势

　　当前，影响中国未来几十年的要素结构正发生着深刻变化。就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指出的，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村富余劳动力人口减少，要素规模驱动力减弱。

　　这是“新常态”下最重要的要素结构变化。在此变化之下，中国传统国家盈利模式受到严重冲击，内生增长动力和比较优势面临拐点已是不争的事实。如何主动适应新常态，提升人力资本贡献率，对重构国家竞争优势，重塑增长动力意义深远。

　　这种结构性变化具体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总体劳动力人口的下降。2013年中国人口增长4.92‰，劳动人口降244万，这是继2011年中国劳动人口比重十年来首次下降后的连续三年下降，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的历史拐点，劳动力供给格局开始发生转变。其次是“刘易斯拐点”的加快到来，农村还能再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已经不多了。再次是中国老龄化程度，根据中国第6次人口普查，老龄率为8.9%，2013年老年人口数量突破2亿大关，达到2.02亿，老龄化水平达到14.8%。预计在2025年之前，老年人口将每年增长100万人。

　　与此同时，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将会放缓。未来中国的城镇化将由加速阶段转变为减速阶段，有预测表明，未来城镇化平均每年提高的速度保持在0.8个至1个百分点左右，很难再现“九五”“十五”期间每年1.35个至1.45个百分点的增幅。

　　从未来发展趋势看，随着中国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经济重心将实现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从一般制造业到高科技先进制造业的转换，整个社会对从事单纯物质产品生产的劳动者的需求量相对减少，而对人力资本、R&D、技术进步等知识资本的要求大大增强。用人力资本、知识（教育）资本等来抵消自然资源的消耗，以及经济增速的下滑，并提高国民财富和经济增长质量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为此，在总体布局上，必须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把人力资源建设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避免陷入低收入—低教育投入—低可行能力—低收入的“恶性循环”。注重发展有利于增加就业含量和开发利用人力资源的经济产业和生产服务领域。在要素投入上，注重通过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来促进经济增长；在目标导向上，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过程变成促进就业持续扩大的过程，把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变成对就业拉动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

　　具体而言，一是通过教育深化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持和延伸中国产业的竞争优势。当前，我国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仅1万人左右。在新能源、节能环保、新材料、新医药、信息产业等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人才缺口很大。二是构建良好的人力资本投资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根据“投资主体与收益主体的一致性和排他性规则”，构建人力资本投资与回报的合理机制。三是通过社会、养老等保障制度安排创造新的储蓄源泉，以及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安排，扩大人口老龄化时期的劳动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存量。

　　因此，新常态时期将会通过加速人力资本形成，彻底摆脱旧有模式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束缚，真正告别追赶型增长过程中的数量扩张型高增长阶段，迈向质量提升型中高增长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