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纪资本论》中，作者皮凯蒂提出了一个极为简单的逻辑：由于资本的收益率（r）通常大于相应的经济增长率（g），因此拥有资本的富人得到的会越来越多，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此观点一出，欧美世界一片哗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皮凯蒂说揭开了皇帝的新衣，让资本主义国家信奉的市场经济暴露出致命缺陷：只能保证效率，却无法保证公平。也就是说，由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搭建的这套理论体系，只能解决生产环节的问题，却忽视了分配环节，而这其实才是决定人们福利水平的最关键因素。
既然市场只能解决生产环节的效率问题，不能解决分配环节的公平问题，而政府擅长解决分配环节的公平问题，但不擅长解决生产环节的效率问题，那么，未来的改革就应该各取所长，一方面，让看得见的手着力于在分配环节促进公平，另一方面，让看不见的手着力于在生产环节提升效率。
具体到实际操作中，意味着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要更多更深入的合作，这种合作必须是对等的，而不像以往那样“政府为主、市场为辅”。但是，让政府和市场双方卸下心防走到一起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当务之急是从一些可行的试点开始突破。
第一类是在公共建设的投融资环节尝试PPP模式。所谓PPP模式，即“公共部门-私人企业-合作”，指的是公共部门通过与私人部门建立伙伴关系，共同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是20世纪90年代后出现的一种新的融资模式。据国研中心测算，到2020年，与城镇化相关的融资需求约为42万亿元。根据43号文和《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纳入预算管理清理甄别办法》的规定推演，未来地方政府性债务主要由一般政府债、专项政府债和PPP债构成。可见，应对未来几十年城镇化的资金缺口，PPP模式被委以了重任。目前PPP模式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一方面，2013年中国PPP项目的累计总投资为1278亿美元，和同类型新兴市场比有较大的差距。另一方面，2013年新增的PPP投资额仅为7亿美元，而2013年城投债的发行量则高达9512亿元，若PPP模式成功替代城投主导的融资模式，其发展空间巨大。
鸟巢就是一个成功的PPP案例。企业参与组建项目公司，负责融资、建设工作。项目竣工后，项目公司在30年特许经营期内负责国家体育场赛会运营、维护工作，待运营期满将国家体育场移交给北京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这个过程中，政府解决了公共建设的资金缺口问题，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同时私人资本的专业参与也提升了项目的经营效率。
第二类是在社会援助等公共福利领域尝试政企合作。传统来讲，社会援助等公共福利完全是政府的职责，但这造成了很多问题：一是政府的财力有限，尤其是现在地方债务负担较重，土地财政收入增长放缓。二是这个过程中很容易造成权力寻租和腐败现象，造成国家损失。三是援助带来的福利是不可持续的。为此，协调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力量、加强政企合作是很好的解决方式。
中国有很多贫困地区，在纯粹利润导向的市场经济中，企业很少愿意来这里投资。因此，扶贫当中的政企合作和模式创新就十分必要。这方面，很多企业做了很有益的模式创新。例如，万达集团和国务院扶贫办、贵州省扶贫办与贵州省的贫困县丹寨县共同开创了一种“企业包县，地方脱贫”的模式。企业作为私人资本不是简单捐款，而是投资建立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既让地方脱贫，促进公平，又让企业获益，提升效率。企业将在当地建职业学校，并从那里定期招聘人才，这一方面让当地人学会赚钱、解决就业，促进公平。另一方面，又可以降低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提升经营效益。扶贫，既要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
推而广之，如果说过去三十年政府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新常态之下，制度建设实际上已经取代经济建设，成为新的政策中心。制度建设不同于以往简单的经济建设，是一种涵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的全方位改革。那么，这种全方位的改革应该如何推进？十八届三中全会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即“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但这是不是意味着过去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政府要退出干预，完全让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并非如此，我们既要看不见的手，也需要看得见的手，只不过，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必须转变职能。(作者系民生证券研究院执行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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