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网北京11月21日讯（记者 臧允浩）一边是旧有的出租车体系，难解社会日益严重的“打车难”困境；一边是“移动出行”快速崛起，成为重要的市场补充力量，不断改变着中国人的城市出行方式。然而，“移动出行”在崛起的道路上，正经历着成长的烦恼。
今年7月，快的打车推出“一号专车”；一个月后，滴滴打车推出名为“滴滴专车”的业务，旨在满足出租车之外的中高端市场需求。不过，这一“专车服务”推出不久，便遭到部分地方相关部门的管制。
8月12日，北京市交通委发布禁令，严禁将私家车辆或其他非租赁企业车辆用于汽车租赁经营。10月，沈阳市交通局首次将这类“专车”认定为“非法营运”。发轫不久的商务租车，一时间陷入困境。
商务租车“隐疾”
在交通日益发达的今天，打车难依然存在。有统计数据表明，目前全国共有110万辆出租车，每天服务单数约4000万单，每年创造约4000亿的市场规模，但是每天仍有40%的打车需求无法满足。
面对日益加剧的打车难题，移动出行走上前台。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出版的《2025年的互联交通》研究报告指出，解决由不断增加的交通量带来的问题的方法便是互联交通，互联交通管理服务商将发挥重要作用。
类似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所说的互联交通平台正在中国兴起，例如易到、Uber都是这样的商务约车平台。今年7月快的打车推出“一号专车”；一个月后，滴滴打车推出名为“滴滴专车”的业务，剑之所指也是商务租车。它们成为商务租车服务的信息调度平台，由汽车租赁企业提供车，劳务公司提供司机，一旦平台有乘客约车，后台迅速匹配，为乘客提供服务。
实际上，商务租车已成为发达国家解决城市多元化出行需求有效方式。在满足中高端出行服务需求方面，国外纷纷通过发展商务租车途径来解决，有统计显示欧美国家的商务租车数量是出租汽车的数倍。
不过在中国，这一专车服务推出不久，便遭到部分地方相关部门的管制。8月12日，北京市交通委下发通知，严禁将私家车辆或其他非租赁企业车辆用于汽车租赁经营。
日前，沈阳市交通局也明确表示，部分客运车辆租赁企业与私家车主借助“滴滴打车”等手机软件平台，在未取得出租汽车经营许可的情况下，以提供“专车”或“商务租车”服务为名，从事非法营运活动，将依法对这一违法现象开展专项整治。
据悉，目前我国不允许汽车租赁企业提供“带驾”业务，例如神舟、一嗨租车公司只能提供车辆。司机服务要找劳务公司，享受租车带人的商务约车服务，乘客得找两家公司。“这使得商务约车服务极不人性化，很难满足消费者便捷出行的需求”，一位曾供职于北京某汽车租赁公司的人士向中国经济网记者抱怨。
来自罗兰贝格咨询公司的一份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租车市场规模将达380亿元，复合年均增长率约超过27%，租车公司拥有的汽车总量将超过40万辆，对比美国租赁汽车的数量500万辆，中国租赁车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与此同时，随着国家公车改革，将释放出来的汽车租赁市场需求有望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而事实上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这股需求对市场产生的蝴蝶效应更加庞大。
然而，无论与40万辆还是与500万辆的需求趋势相比，目前我国各地租赁公司拥有的车辆都是杯水车薪。“以北京市场为例，在汽车限购政策实施后，北京对汽车租赁业的备案制管理调整，新开业公司的注册资金门槛在500万元以上，目前北京100多家大小汽车租赁公司仅拥有不到两万辆车”，上述人士称，“多种原因下，私家车已经成为商务约车服务中的一支主力军”。
租车市场上的“VIE结构”模式
业内人士对中国经济网记者透露：“目前这些公司的专车服务都是通过一种挂靠模式来实现运营的。私家车挂靠到汽车租赁公司，而司机本人则要挂靠到劳务公司，以此获得市场准入资格”。
这类似于至今仍备受关注的VIE结构模式。VIE (Variable InterestEntities)在国内又被称为“协议控制”——“对于私家车而言，汽车租赁就是一个特定行业，它们不具有市场准入资格的，无法租赁经营。但通过挂靠租赁公司和劳务公司，私家车参与商务租车就变成了租车与代驾，从单个环节来看没有违规之处”。上述业内人士认为，这是VIE结构模式在商务租车领域的创新，“VIE模式实际上是在一种政策、法律环境不完善的情况下，企业所采取的一种应对和变通方式。这种方式规避了法律禁令，又实现了企业的发展需要，最关键是给消费者最大保障和权益”。
“严格来说，商务租车或者约租车在法律上仍是空白”，发改委综合交通研究院院长张国华对中国经济网记者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是我国道路运输行业的行政法规，其所调节的内容为客运、货运、道路运输相关业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释义》，客运包括班线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出租汽车客运四种模式。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中对包车客运的定义是：以运送团队旅客为目的，将客车包租给用户安排使用，提供架势服务，按照约定的起始地、目的地和路线行驶，按行驶里程或者保用时间计费并统一支付费用的一种客运方式”，张国华称：“显然，约租车不在这一范畴之内”。
上述业内人士也表示：“坦白而言，这种VIE结构模式是适应市场需求而生的，同样也是事出无奈的险棋，这恰恰反映出法律监管、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政府要做的是尽快将其纳入合理的监管体系里，让它由野蛮生长变为正常发育。需求摆在那里，如果只是强行叫停无疑是历史的倒退”。
类似的观点，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傅蔚冈也曾多次呼吁：“对于出租车行业而言，不能只看到垄断经营带来的眼前利益，而应把目光放长远，如果能够放宽市场准入，鼓励通过市场调节价格和供需方式，或能创造出更大、更多元的市场需求，带动行业更好发展”。
约租车崛起正当时？
9月30日，交通运输部出台《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下称《规定》），其中第二十条规定：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按照出租汽车发展规划，发展多样性、差异性的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该《规定》自2015年1月1日起实施。
“这无疑意味着约租车这个新的‘移动出行’方式会受到更多鼓励。随着这个政策的出台，部分地方政府对约租车制约可能会被叫停”，业内人士告诉中国经济网记者，通过商务租车领域的VIE结构模式，将为未来解决数量庞大的黑车提供另一种思路，从而解决打车难的问题。
无独有偶，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李书福也在提案中建议，放开出租车数量管控，建立市场准入标准，允许符合标准的“黑车”司机加入出租车运营，让出租车企业在市场的竞争中逐渐优胜劣汰。
在上述业内人士看来，与旧有出行方式相比，约租车“移动出行”创新更值得肯定——手机打车软件可以通过技术手段，使消费者和司机的姓名、手机号、车牌号和乘车起终点位置等能够互相公开，且能够得到第三方实时监控。
中国经济网记者从滴滴打车、快的打车方面了解到，这些打车软件推出的专车服务都有相对规范的定价体系、服务管控体系、保险赔付体系。无论是打车人员还是专车司机都有相对透明的信息备案、信用评价信息，整个打车过程被置于互联网技术的“保护”下。
“这对解决几十年来交通与公安部门最为担忧的交通安全与社会治安安全，找到了‘金钥匙’。”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王德荣说，“甚至可以这样认为，移动互联网商务专车模式，已使几十年来实施的严格管控汽车租赁的行政措施变得毫无必要。”
傅蔚冈也断言：“如果市场管理者能够对此有效利用，用互联网约租平台帮助管理黑车，对于规范出租车市场管理、消除‘黑车’造成的乘客安全隐患是很有用的”。
业内人士预想，多年以来，习惯了出租车出行的中国人，将在互联网改变生活方式的大潮中，感受“移动出行”的便捷，约租车将开启中国人出行另外一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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