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5年，房地产投资年均增长22%左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1.5个百分点左右。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量价齐跌的调整已经开始，相应的房地产投资出现明显下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较大负面影响。
●随着我国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入，相信在“新常态”下将释放出更多的改革红利，初步预计四季度GDP同比增长7.5%，重回政策目标，全年GDP增速在7.4%左右。
三季度经济增速
有所放缓整体向好
整体经济“忧中带喜、稳中向好”。我国经济在二季度企稳回升后再次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尤其在8月份，工业、投资、消费等数据均出现回落，引发不少外媒“唱空中国”。我们研判，虽然我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结构性指标明显改善，整体上仍呈现“忧中带喜、稳中向好”的态势。
增速小幅回落，但仍处于合理区间。前三季度我国GDP增长7.4%，其中，一、二、三季度增速分别为7.4%、7.5%和7.3%。三季度同比增速回落有一定的去年高基数的原因，从环比看，三季度GDP季调环比折年率约为7.8%，仍然处于合理区间。
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一是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前三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为46.7%，同比提高1.2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2.5个百分点；二是需求结构继续改善。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的贡献率为48.5%，同比提高2.7个百分点，比资本形成总额高7个百分点；三是收入分配结构有所改善。前三季度，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实际增长快于城镇2.8个百分点，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2.59，比上年同期缩小0.05个百分点；四是区域结构继续改善。中西部各项经济增长指标快于东部地区，地区间发展差距在缩小、协调性在增强；五是节能降耗继续取得新进展。前三季度，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4.6%。
物价水平稳中趋降，就业形势稳定。前三季度我国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1%，其中9月份上涨 1.6%；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跌1.6%，已连续31个月下跌；商品房价格同比下降0.3%，上年同期为上涨8.6%。服务业发展较快，单位GDP吸纳就业的能力增强，前三季度城镇新增就业超过1000万人，提前完成了全年目标任务。
“新常态”下仍具备
保持稳定增长的基本条件
尽管三季度我国的一些重要经济指标出现了波动，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但短期经济的波动并不代表中长期的发展方向。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仍能表现出巨大的韧性、巨大潜力和巨大回旋余地，仍具备保持中高速经济增长的条件。
一是全面深化改革不断释放制度红利。2015年将是全面改革“推进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我国未来改革路线图、时间表做出了全面部署，在财政、金融、行政、价格、城镇化等领域改革步伐加快，这将极大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作用，调动企业尤其是民营经济积极性，释放制度改革红利。
二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将会释放经济增长新的动力。作为我国现阶段一个权重极高、综合性极强、产业间关联效应最为明显、生产要素最为集中集聚发挥作用的新型城镇化，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最大的潜在增长点。新型城镇化将会使得更多农民通过转移就业提高收入促进消费，并对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住宅建设以及服务业发展等领域带来巨大的投资需求，将会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新的重要动力。
三是区域差距使得我国经济回旋余地较大。我国是一个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经济差异、差距都比较大的发展中大国，在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和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引导生产要素合理流动，使城市和沿海地区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在农村和内地获得新的优势，进而使一些产业、产品的生命周期得以延长，这种跨区域的产业梯度转移和推进效应在大国会产生新的生产力，使我国经济有巨大的回旋余地。
四是我国经济发展仍有巨大潜力。经过30年多年的发展，我国物质技术基础日益增强，产业体系完整，国民储蓄率即便出现回落，仍显著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水平，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提高，具有资金、劳动、科技等生产要素组合的综合优势。
五是宏观调控水平不断提高，宏观政策仍具备运用空间。我国的宏观调控体系不断健全，既应对过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也应对过有效需求不足、产能过剩和通货紧缩，经历过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调控能力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明显提高。尽管财政金融风险增大，但总体上看，我国财政政策仍具备较大的空间，国家资产负债总体安全，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余额均处于安全线内。银行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较高，有足够多调节流动性的手段和工具。
经济运行中五方面风险
须高度警惕
一是房地产市场进入调整周期，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我国房地产行业总量大、产业链条长、涉及范围广，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过去5年，房地产投资年均增长22%左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1.5个百分点左右。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量价齐跌的调整已经开始，相应的房地产投资出现明显下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较大负面影响。
二是产能过剩的局面尚未改变。我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呈现行业面广、绝对过剩程度高、持续时间长等特点，截至9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已经连续31个月下降，已经追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连续31个月负增长的记录，并将继续下跌一段时间。与亚洲金融危机时不同，当时是包括居民消费价格在内的价格全面下降，本次只是工业品价格下跌，这表明我国产能过剩不是需求不足引发的，更多地是体制机制改革滞后的结果。大量资源固化于产能过剩行业，抑制了战略性新兴产业与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的发展。
三是地方性债务负担增加。经过几年的大量举债，地方政府进入偿债高峰。与此同时，在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放缓的情况下，要稳定经济增长就只有增加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这要求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公司继续向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融资，一方面增加了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和财政风险，一方面由于相当部分新增资金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而影响了其他行业的资金供给。
四是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产能过剩行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缺乏利率弹性的部门的巨大资金需求拉高了资金成本；房地产市场回调和部分理财产品违约风险上升，导致金融机构和企业流动性偏好提高；银行理财产品、电子金融等金融产品及影子银行等市场化融资渠道分流了部分资金。金融资本“避实就虚”，货币市场短期利率水平降低不能有效传导到资本市场，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严重影响民营投资意愿与中小企业生产活动。
五是财政金融风险加大。与房地产调整、产能过剩、政府性债务相关的金融产品违约风险开始暴露，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压力增大，实体经济的问题开始向财政金融领域传导。融资难融资贵也导致部分地区非法融资现象抬头，个别地区还十分严重。这些问题相互交织、相互传导，加大了经济下行的压力，也导致财政金融风险上升。
四季度经济有望逐步企稳通胀保持低位
尽管当前我国经济出现了较大下行压力，但9月份经济指标已经逐步出现企稳迹象，随着我国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入，相信在“新常态”下将释放出更多的改革红利；此外，去年四季度较低的基数也将有利于增速的回升。初步预计四季度GDP同比增长7.5%，重回政策目标，全年GDP增速在7.4%左右。
具体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继续下滑。房地产投资预计将在“去库存”压力下持续低迷；制造业投资将受内需不振拖累；基建投资增速将面临去年高基数的影响；预计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5.5%。
社会消费名义增速基本稳定。房地产相关行业消费增速仍将放缓，社会消费名义增速受内需疲软将下小幅下降，但通胀回落带来的收入效应将有助于消费增速企稳，预计全年名义消费增速将保持在12.0%。
CPI同比涨幅仍保持低位。翘尾效应逐步减弱，农产品供应旺季即将来临，食品价格下行将使四季度CPI保持低位，预计11、12月将有所回升。全年CPI将同比增长2.1%，PPI同比下降1.7%。
以“改革、开放、创新”为手段
以“生态”、“民生”为动力
尽管三季度一些重要的经济指标出现了波动，但短期经济的波动不应对中长期经济改革产生影响，当前仍应保持宏观调控的定力，继续通过“定向调控、精准发力”，在经济“新常态”下以改革激发市场内在活力。
首先，以“改革、开放、创新”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
一是以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在经济“新常态”下，改革政策也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而改革的核心就是要激发市场活力。要在以往的行政领域中，引入PPP原理，发挥市场的作用；要在以往半市场化，具有垄断性质的行业、领域中引入市场力量，例如在运输、能源等国企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强对企业的市场约束；要在减轻现有市场主体负担的同时，积极培育新的市场主体，整体性扩大市场容量，例如，不断推出各种税费减免，简化行政注册审批流程，引导更多的人选择创业，激发小微企业活力。
二是以开放拓展市场空间。“开放”是双向的开放，既是积极向民资、外资开放国内市场，也是努力争取海外市场对中国企业市场开放，只有双向的开放才能最大限度拓展市场空间，形成良性竞争。
三是以创新驱动替代要素驱动。从近期的经济数据可以看出，要素驱动的传统行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正在不断下降，以创新驱动替代要素驱动势在必行。“创新”既包括制度创新，也包括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的源泉在于制度，制度创新的动力在于改革。习近平主席在中科院院士大会上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根本的是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
其次，以“生态”、“民生”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将“生态”、“民生”的改善，生活质量和环境质量的提升，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将新技术引入生态产业。发展生态产业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要形成排放低碳、能量循环、资源再生，产出高效的生态产业体系。通过改造传统产业，使生态产业渗透到各行各业，使传统产业经过生态高新技术的洗礼后脱胎换骨，由此使生态高新技术产业群迅猛发展，并逐渐成为主导产业。
通过开放促进民生领域发展。在合理监管的前提下，适度开放教育和医疗领域的市场，吸进民资及外资进入。坚持保障房、商品房双轨统筹下“住有所居”，商品房由市场调节，在保障房方面，由政府负责规划组织生产建设，重点需加快棚户区的改造。
最后，更加关注“经济发展质量”和“提升国际竞争力”。
在全球化时代，未来中国应从多年来的比较关注经济增长的总量、产能和增速，更多地转向关注提升中国经济的质量和在全球的竞争力。提升国际竞争力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未来实现“强国富民”之关键。要将“国际竞争力”作为衡量我国经济综合实力的“新视角”和“新标尺”；将提升国际竞争力作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和保持可持续健康发展的生命力。
（执笔人：黄剑辉、王阁、应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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