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高铁和北斗具有国家比较优势,我们相信,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会有世界级的企业诞生。
前海开源中国成长基金经理徐立平
2014年10月15日晚,央视报道中俄共建北京至莫斯科全长超过7000公里的高铁,建成后从北京至莫斯科的时间有望从7天缩短至2天以内。新闻一出,资本市场一片沸腾。
当大家还在质疑中俄高铁是否能真正落地的时候,实际上由中国铁建总承包建设的全长158公里的土耳其安卡拉至伊斯坦布尔高铁二期工程已于2013年底建成通车。这是中国企业在国外建设的第一个电气化高铁项目,也是中国高铁“走出去”战略的第一步。高铁改变的不仅仅是人们的出行方式和效率,也间接影响到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并加快了城市化进程。
无独有偶,10月10日《新民晚报》报道,今年9月初俄航天署长奥斯塔片科访问北京时表示,中俄双方将建成统一的全球卫星导航空间,推动俄罗斯“格洛纳斯”与中国“北斗”系统相互兼容。而早在今年2月份,中国和泰国合建北斗地基增强系统已经开建,拉开了北斗走出国门的大幕。事实上,对中国北斗感兴趣的远不止泰国,缅甸、老挝、文莱、巴基斯坦、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多个国家均以各种形式开始了与中国北斗系统的合作。
高铁北斗的一小步,中国的一大步。有过在国外旅行或生活经历的人们都有这样类似的见闻:肯德基[微博]、麦当劳[微博]、星巴克几乎遍布世界上任何一个主要国家的大街小巷,道路上随处可看到日本汽车、德国汽车,街头的人们手持苹果手机、三星[微博]手机,脖子上挂的相机品牌不是佳能[微博]便是尼康。笔者耐心寻找中国品牌和产品的踪迹,很遗憾,只能在超市包装塑料袋和服装鞋帽的某个不易被察觉的角落找到“Made in China”的标识。
笔者无意贬低这些产品在特定阶段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积累出口外汇所起到的历史性作用,但未来30年中国要成为真正的全球强国,一定不是依靠过去30年外向型经济导向下的低附加值产品。时过境迁,中国经济已经悄然越过“刘易斯拐点”,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2004年至2009年间中国低端劳动力工资上升了3倍,跨国企业海外建厂的首选地已经不再是中国而是东南亚、非洲等劳动力相对低廉的国家;另一方面,传统粗放式发展带来的外部性开始显现,北京的雾霾一年比一年严重。
笔者曾研究过日本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变迁史,1956年至1973年是日本战后的高速发展期,这个阶段日本的GDP平均增速高达8.7%,上世纪70年代初期日本的重化工业达到鼎盛,那时的日本造船业和钢铁业都位居世界第一,1973年日本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叠加第一次石油危机,日本的重化工业开始缓慢走向衰落,服务业开始崛起;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日本成功抓住机遇,推进节能减排和汽车小排量化,汽车业成功弯道超车,1980年日本汽车产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长达13年之久;从1973年经济转型到1990年东京地产泡沫破灭之前,是日本的第二个黄金发展期,尽管这个阶段GDP增速降至3%~4%,但日本的计算机、电子、家用电器和精密化学迎来了长达十几年的黄金发展期,很多家喻户晓的品牌如索尼、东芝[微博]、松下等都在这个阶段完成了转型升级,成长为世界级的企业。
从人均GDP、人口结构、产业发展阶段等多个角度去比较,笔者认为我们当前所处的时代与日本70年代初相似。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笔者认为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但与日本的经济转型不同,高铁和北斗体现更多的是大国意志和国家战略。有专家预计,2020年世界高铁总里程将超过5万公里,而北斗2020年的市场规模将达到4000亿。中国的高铁和北斗具有国家比较优势,我们相信,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会有世界级的企业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