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境外的25.5亿元人民币贷款,一个月前打到上海国际港务集团的账上,这是上港集团今年以来的第四笔境外融资。
“境外融资的综合成本约4.91%,比境内基准利率低100多个基点(1个多百分点)。仅利息开支一项,每年可以节省约1.8亿元。”上港集团董事长陈戌源的话,让备受融资贵困扰的国内大部分企业家们羡慕。
江苏丹阳双仪光学器材公司总经理马云燕告诉记者,中小企业很难享受到基准利率,一般企业从银行拿到贷款的实际年息在10%甚至更高,有的用民间融资最高月息达到四分。
7%出头的利率就能使得负债10年翻番,国内中小企业10%甚至更高的实际融资成本,与不到一半甚至更低的国外融资成本相对照,形成了巨大反差。
“只有资金能够自由流动,才能国内外一个价格。所以问题直接成因在于,中国国际收支项目下资本项目没有开放。”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分析指出,由于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不可兑换,除试点的上海自贸区外,境内企业无法从境外融资,而且上海自贸区境外融资只能借人民币,如果借美元可以更便宜。
目前,欧美国家为支持经济恢复增长,普遍采取的是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长时间实行量化宽松,欧洲央行甚至在推行负利率政策。作为成熟经济体,欧美早已告别了投资驱动的发展阶段。而国内广义货币供应量已两倍于经济总量,正在经历去产能、去杠杆的转型,只能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
“分析中国融资贵,不能不看到,产能严重过剩使得风险提高,银行由此提高了风险溢价,贷款普遍在基准利率基础上进一步上浮。”曹远征直言。
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我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下降1.8%,降幅比上月扩大了0.6个百分点。PPI已连续32个月负增长,企业经营风险的确在上升。
“风险上升—利率走高—风险进一步上升—利率进一步走高”的恶性循环如何破除?国家已采取定向降准、小微企业贷款“两个不低于”等一系列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下一步需要更为开阔的思路和更为综合性的措施,特别是要靠深化改革来突破。
“缓解融资贵问题,最好是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相结合。国家重点支持的领域,可以加强政策性金融的支持,比如采取财政贴息等办法。”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建议。
曹远征认为,要加大清理过剩产能力度,这是从源头上解决经济风险大、贷款风险溢价高的根本办法。不然,一些“僵尸企业”仍然占据信贷资源,相关企业还在进行无效生产。淘汰过剩产能,银行需要做好准备,承受一定的坏账损失。
缓解融资贵问题,就要改变“大银行服务大体企业”的银行业格局,改变企业主要靠从银行贷款、过于依赖间接融资的融资格局。
“服务小微企业,需要发展众多民营中小银行。指望大银行弯下腰来一心服务小微,不太现实。应当大力发展民营中小银行,中小银行会以服务小微为安身立命之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王军认为,民营银行今年虽然有所突破,但与实际需求相比,推进力度应当更大,进度应当更快。
相比银行贷款而言,直接融资成本更低,缓解融资贵离不开直接融资的发展。
“要通过资本市场发展,为小微企业补充资本,这才是上策。”曹远征建议,尽快出台小微企业股权投资和交易的相关政策,加快创业板、私募股权、风险投资市场的发展,为小微企业融资提供宽广的路径和较低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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