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网北京9月24日讯 8月的纽约是很迷人的，特别是在曼哈顿中城的第一联合广场大厦高层的宽敞的角落办公室（corner office）里面，对面就是联合国总部大楼，附近是克莱斯勒大厦，中央火车车，从巨大的玻璃窗户望出去，纽约东河的美景一览无余。
徐浩良却没有闲情逸致欣赏办公室窗外的美景。
已经担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 助理署长兼亚太局局长近一年的徐浩良“一直在路上”。
第一次走进他的办公室，放在地上的黑色行李箱，椅子上面的橘色双肩背和被各种材料占满的桌子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回想起过去一个多月里，我几次给他发邮件都是收到的自动回复——“我不在办公室，在国外出差，有事请联系某某某”。
我保持着提前5－10分钟到采访地点的习惯，我每次早到他都是在开会，在采访时间准时结束会议，然后欢迎我到他的办公室。
最后一次补充采访的时候，我提议午餐，希望多了解工作之外的情况，而他的提议是“要不一起去食堂或者买两个三明治到办公室”。
在回答我提出的“业余爱好”问题的时候，他给出了这样的答案：“我喜欢看一些国际关系方面的材料。”隔了几天又很郑重其事地补充道，“有时候，我周末陪孩子在公园里面骑自行车。”
在拉贾斯坦的斋浦尔，参观印度的农村就业保障计划
凡事欲其成功，必要付出代价——奋斗。徐浩良的故事正是验证了爱默生的这句名言。
事实是，在联合国秘书处来自世界各国的几万名职员中，最高级别的官员仅有169名，而徐浩良就是联合国系统中为数不多的高级别官员之一，也是非政府委派的最高级别的中国级雇员。
“小时候我常常在上海家中的天井里仰望天空，想象着跟随掠过眼前的飞机去往远方”，
“当我骑着自行车送外卖，穿梭在曼哈顿的高楼大厦的时候，我默默对自己说有一天也要住在这样的大楼里。”
“从小到大，我都是好学生，学生会主席，1983年从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桥梁系毕业后在国内大学任教。1988年之后去美国留学。出国后做了那么多份听上去不那么体面的工作，在曼哈顿骑自行车送外卖，在新泽西开车帮人搬家，在报社输入赛马信息，感情上接受不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为了将来，一咬牙就坚持下来了。”
“说实话，进入联合国之前，我对它的了解不多。特别是在读管理和国际关系的研究生之前，只是对它的名字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敬仰。我以前是搞工程的，在美国读书过程当中做了很多不同的实习。我就是有一个目标，我觉得工程专业不太适合我，我想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所以一直在追求这个目标。”
1993年，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的徐浩良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一个部门找到了一个实习岗位。因为非常努力，实习结束后，他获得了一份为期15天的聘用合同，这是他在联合国工作跨出的第一步。
“15天合同到期后，再续15天，后来延长到30天，再又延长到3个月，就这样通过不断续签短期合同，逐渐在联合国立住了脚。直到有一天，我获得了一份驻哈萨克斯坦的合同，为期2年。”
1999年年底，在联合国工作了5年的徐浩良终于拿到了正式合同。
与不丹总理会面交谈
“想获得成功或者是实现理想，最重要的是努力，努力做到比其他人的预期更高一些。举个例子，我们亚太局的工作有特殊性，因为总部纽约与亚太国家有时差，所以我总是坚持晚上继续工作，及时回复邮件，可以更高效地处理问题。这样问题就不需要拖到第二天早上。”
2007年，联合国秘书长任命徐浩良为联合国驻哈萨克斯坦协调员，这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中国籍的驻在国协调员暨代表。
2013年8月13日，徐浩良被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任命为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助理署长兼亚太局局长。
“上任以来，我深入到各国去访问，去全面的了解情况，和各国领导人交换意见，与UNDP在当地工作人员交换情况。所以过去一年以来，一半以上的时间我都是在出差，已经走了25个国家，主要目的是了解国情。因为不亲身到访，不能很好了解当地的国情，理性的认识如果不和感性的认识结合起来的话，做决策的话会有很大的影响。明年，我就不会重复这样的做法，主要提高和拓展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的目标，对提高UNDP在亚太地区的知名度做战略性部署。”
“过去十几年里，我到访过50多个国家。很多到访过的国家，经过十几年之后再去，有很多不同的感受。比如说东帝汶，我2014年再去是间隔了十年。哈萨克斯坦第一次工作是1997年，再次回去工作的时候是2007年，伊朗最后2002年，再回去也是2014年，巴基斯坦2007年，去年年底再去。这些国家的城市地区变化相当大，但是农村地区变化却小很多，这就是我们经常面临的发展不很平衡，不很包容的问题。
“在国际组织工作，听上去很美好，但是实际上，工作人员们要常常深入贫穷落后地区，要走路，要爬山，身处险境也是家常便饭。我在东帝汶的时候，住房条件很差，用水用电和医疗都没有保障。犯罪率很高，比如我住的地方就被盗窃过两次。还有在巴基斯坦的时候，北部地区的武装动乱非常严重，偶有爆炸事件……
但是我和我的很多同事相比，我面临的苦难小得多。比如，联合国在阿富汗的办公室，目前工作人员的数量相当大,他们会遇到地方武装的攻击的可能性比我以前面临的情况要严重，甚至是影响到生命安全，所以我们在安全制度上投入非常多。”
在菲律宾，访问受灾地区的之后，搭乘运输机回马尼拉
“针对我们亚太局的工作，亚洲在最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区域。它已成为全球经济的生力军，其中中国、日本和印度分别是世界上第二、第三和第四大经济体。这三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都增长迅速并有更多储蓄，也有大量外汇储蓄。
但是，亚太地区也是人口最贫困的地区，1.25美元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有七、八亿。而且扶贫工作的难度和挑战都越来越大。比如巴基斯坦2005年的地震，7万多人因此丧命，300多万人的家庭被完全摧毁，我们在帮助当地居民重建家园，救灾援助等方面都做了很多工作，建立当地官员和居民的联络网，50%被毁坏的家园由我们来重新建造而成。”
“2002年，战后的东帝汶，百废待兴，可以说是从废墟中建立起来各个政府机构，建立起来议会和法院系统，我们的项目之一招募了200个政府顾问，手把手传授知识，培训当地官员。”
“哈萨克斯坦，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地方，政府在寻觅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和制度，所以我们搞了一些试点项目，突出地区性发展的特点，把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结合起来考虑，同时企业精神和技能培训，小额信贷的发放，支持当地政府的改革。而现在，这个机构成了当地一个很成功的小额信贷银行。”
会谈后给伊朗副总统赠送纪念品
对于徐浩良来说，过去的15年既是自己个人事业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的历史阶段。
“中国在世界上地位在变化，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也在变化。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讲，我刚来的时候大家都说中国在将来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现在大家说，中国已经是个很重要的国家。
UNDP是世界上最大的负责进行技术援助的多边机构，注重可持续性和包容性发展。主要工作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政策和技术上的建议、培训人才和搞试点项目。40年来，中国从UNDP的一个受援国已经变成了一个合作伙伴，联合国开发署仍然为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为中国的南南合作目标作出贡献。这既是中国整体经济实力提高的体现，也反映了中国积极与联合国机构展开合作的态度。
25年以前，联合国开始在中国进行援助项目的时候，中国完全是一个受援国，中国要的项目是技术援助。25年以后，地位完全是不一样了，因为现在中国有能力，资金不是问题了。联合国可以给中国增加价值的地方是国际经验及一些创新的理念，这一点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我觉得还是相当有用。中国和UNDP不是一个简单的援助者和受援国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合作伙伴的关系。”
“中国作为新型经济体在许多方面正逐渐成为国际事务的领导者，并对新兴的国际治理制度、进程和规范发挥日益重要的影响。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也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近年来，中国对联合国的贡献日益突出，已经成为联合国维和费用的第六大缴费国，中国维和部队人数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最多的。
尽管中国在许多领域取得了成功，但是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面临诸多发展问题，并且中国也将自身定位成发展中国家。由于数十年的快速经济发展，以及对现行法律的疏忽和执法不力，当前，空气污染、土地和水污染及粮食安全问题正影响着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大规模城市化的副作用也日渐显现，如青年就业问题、农民工在城市新环境中的心理问题以及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尽管存在上述问题，但是世界对中国的期待的确已经发生了改变，世界对中国的期待更加多元化，涉及和平与安全、贸易与投资、人权、治理和国际发展合作等诸多方面。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将会继续发展。中国将更加注重自身的国际形象，积极回应世界对中国的期待。
现在有这个需要，也有这个空间让中国发展创新思维和新方法，使中国能够更好地探寻对外援助的新方式， 并且深化在国际与国家级别的平台上的参与度。随着中国在多边场合中自信日益增进，中国需要打造一支专业的、熟悉不断变化的参与规则和多边援助实践的精英队伍。”
“中国梦的概念与联合国倡导的给每个人创造更好生活的机会以及社会和谐发展是一致的”， 徐浩良补充道。
“如果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实现理想，那我的理想才更有意义，才是真正意义上获得了实现。” （作者：孙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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