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记者 周洲 发自北京
核心观点
张维迎表示，“对于现实的经济和制度，我纠正一下，我不是悲观。”他说，“正因为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充满了期待和希望，所以我才会谈那么多的事，包括批评性的意见。”对于过去35年的改革，他的观点是：“经济体制方面，原先有些是放开的，后来又被收起来，国家干预越来越强，国有企业越来越具有进攻性。这就使得民企和外企觉得中国的生存环境越来越不友善，对未来有顾虑。”
他眼中的改革，需要具备理念和领导力这两个基本因素。“改革的目的是建立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不依赖某一个人，老百姓都可以活得很好，社会可以不断地发展。但是你必须承认，在建立制度的过程中，权威和领导力相当重要。”
8月22日下午，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很安静，能听到清脆的喜鹊鸣叫和秋虫的呢喃。夏末秋初，正值暑假，三三两两的游客在这里游览，脸上流露着对这所中国最高学府的遐思和景仰。
头发花白的张维迎，在新办公室前的露天圆桌旁，会见一位老友。对他来说，这里应该有一种久违的熟悉——灰瓦红窗绿廊古建筑风格的朗润园，是100多年前洋务运动领导人物恭亲王奕訢的园子。也是他20年前和林毅夫、易纲、海闻、张帆以及余明德等学者共同创办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红底烫金的繁体字匾额居于广亮正门的正上方，2008年挂牌的“国家发展研究院”只有那八个烫金大字的四分之一大，悬在暗红色门板的右上方。
与张维迎办公室仅隔一条走廊的，是汪丁丁、周其仁和海闻的办公室。这仨人的办公室紧紧相连，隔窗望去，里面堆满了层层高书。作为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的周其仁，办公室跟其他教授的一样。他在《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期间搬了一摞书，又匆匆离开。他与市场捍卫者张维迎一样，从改革的态度来说，都是中国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早逝天才经济学家——杨小凯的支持者。
张维迎，中国近30年来只要一发声就会引起争论的经济学家。
记者在“山水丹青杂”的朗润园见到了这位出身陕西榆林市吴堡县乡村的西北汉子。这位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认同者，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莫里斯的弟子，并不像有些媒体描述的那样“悲观”。他捍卫市场经济制度的强势，不在乎言语声调，而是一种30年来一以贯之的温和执着。
更多的是反思近10年的状况/
重新回到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张维迎，非常客气地让《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参观他的新办公室，翻看他的新书。
朗润园相较他此前掌舵的灰墙玻璃门的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清幽的古雅环境似乎更适合思考。
张维迎的办公室只有一张办公桌，一个办公靠背椅，一台电脑和一台打印机，处在房间一角的暗红木的五层书柜还是空的。办公桌上放着3本他自己的书，两本老书一本新书——《企业家：经济增长的王国》出版于1989年，现在是第三次再版；《理解公司》初版距今也快10年了；《改革新启蒙》今年7月份出版的新书，基本是他这两年的访谈录汇编。
对于完全陌生甚至没来得及证明身份的记者，他没有回绝。但对于7月5日那场在杨小凯逝世十周年纪念会上的“张林”学术争论，面对等候加磨缠两个多小时仍不肯离去的记者，张维迎却微笑着摆明了“不谈”：“你很执着，我也很执着。”
“我不太关注太短期的话题。”他的态度温和而坚定，黝黑的脸上有着倔强：“有很多地方邀请我去做报告，谈论一些经济形势话题，我都表示拒绝，因为我没兴趣关注这些话题。我原来对自己说，3年之内的事情，我不关心。我一直坚持这一点。”
张维迎表示，现在并不做具体的政府和科研项目。若问他在做什么，答曰读书、思考和演讲。“偶尔我还会感到很尴尬，比如有朋友问我最近在研究什么，我说我不知道在做什么研究。”他说，“真的，我不是一个对自己很有计划性的人。”
这大概是他的观点受欢迎、但人际关系却不是那么如鱼得水的原因。
张维迎在人们的印象中是持守自由意志和市场经济的奥地利学派的卫士，但他并不能完全准确地说出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以及来源。如果要硬搬出一个来源，他表示是“不断读书和思考”。
在读经济学的时候，他受到亚当斯密、弗里德曼、哈耶克等的影响。在上世纪80年代研究价格双轨制的时候，他系统地学习了微观经济学。在牛津大学读书时他在规规矩矩地学习主流经济学。
直到2008年张维迎在芝加哥参加科斯组织的会议时，他的论文评阅人表示“文章非常奥地利学派”，他才回顾发现，包括自己在早期时候写的东西，过去很多人认为他更像芝加哥学派的弗里德曼的思想，现在看来更接近于奥派。张维迎认为，奥派真正抓住了市场的精髓，而有很多经济学成果是技术层面的。
2011年，张维迎谈反思经济学的时候，发现国内经济学界和社会批评市场的失败，实际上是市场理论的失败。“它和市场的失败是两码事。”
他打了个比方：比如一个女孩子本来很漂亮，但画家把她画得像只猴子，然后我们就评判这个女孩有多丑，“这是经济学的错误。”
虽然没有直接回应学术之争，但张维迎认为，其对经济学以及社会问题的看法都有内在一致的逻辑。“至于什么体系，还不好定义。”他说，“我的观点就代表我自己个人。这些可能跟别人一样，也可能跟别人不一样。跟别人一样，不是我有意要迎合他；跟别人不一样，也不是我故意要反对他。我只是按照我自己的思想实验往前走。”
张维迎表示现在考虑的问题可能比过去都要更长远。“我会想，我们国家30年之后会是什么样子？然后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包括我们学术界应该有什么样的准备。”他说，并非自己有能力一定可以担当这个工作，但至少他有兴趣和志向来思考这些问题。
系统地回顾张维迎的学术观点，会发现他并没有否认中国35年来的改革与发展成果。让他深深反思和批评的，是最近10年的状况。
“对于现实的经济和制度，我纠正一下，我不是悲观。”张维迎强调，“正因为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充满了期待和希望，所以我才会谈那么多的事，包括批评性的意见。”
对于过去35年的改革，他的观点是：“经济体制方面，原先有些是放开的，后来又被收起来，国家干预越来越强，国有企业越来越具有进攻性。这就使得民企和外企觉得中国的生存环境越来越不友善，对未来有顾虑。”这是一些外企或者抱怨或者搬迁，民营企业家和富人在移民的重要原因。
至于“新改革”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张维迎认为就像上世纪80年代那样，有广泛讨论，有学术界大胆地参与。张维迎一直称邓小平是 “真正的改革家”。他眼中的改革，需要具备理念和领导力这两个基本因素。“改革的目的是建立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不依赖某一个人，老百姓都可以活得很好，社会可以不断地发展。但是你必须承认，在建立制度的过程中，权威和领导力相当重要。”
“凡人世界”的建立过程，需要伟大的领导力。他说，“这意味着领导人要有很强的理念，要有坚强的意志推行这种理念，还要有一些技巧克服那些阻力，就是懂得怎么让理念战胜利益。”
张维迎对过去10年发展的尖锐言论，与其说是批判，不如说是一种强烈的期待。他曾经认为2005年是一个转折点，他希望现在可以是另一个转折点。“我看到最近中央政府出台的一些措施，非常具有改革精神。”他指的是企业注册制度改革、设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持续地简政放权等。
“问题是最后会落实到什么程度。”张维迎称，看口号和原则，更看行动。
“国企与公平竞争不兼容”/
经济改革走到今天，张维迎认为改革空间还有，但是已经不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么大了。
“空间在哪儿？首先是国有企业体制的改革。”关于国企改革，是林毅夫于FT中文网上发文称在今年复旦学术会上张误解他的观点之一。
林毅夫认为对大型国企改革而言，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比简单的私有化更重要。但张维迎的观点是，国有企业导致的恶果之一就是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国企与公平竞争不兼容。”
张维迎认为这是被很多人忽视的一个问题。在5年前，他曾乐观地预测5年后的今天，国企改革将基本完成，现在他则认为这5年没有进展甚至出现倒退。“过去5年，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大量的资源、贷款都要给国有企业，国企总体变得越来越强势。”
当然，也有不同的意见提出，国企用产值、税收和就业等数据，证明为国家做出了多大贡献。
“但是我们更要看它的效率。”张维迎引用了官方统计数字，2010年国企占整个工业企业资产的42%，但产值只占27％，增加值占30%，解决的就业占20%。“投入产出是完全不成比例的。”张维迎说，如果把给国企的资源投向民企，这些资源将会得到更好的利用，国家经济会发展得更好。
“国企并不真赚钱。”张维迎认为，国企所谓的“赚钱”，从经济学上讲，不能叫经济利润只能叫会计利润。
他以电信行业为例。电信公司的牌照属于政府限制资源，竞标和竞争没有完全放开，电信公司并不为牌照付钱。如果竞标，一个牌照竞标500亿元，那么企业就要支付这种成本。“所以，电信公司表面上赚钱，实际上赚的是租金，或者叫准租金，而不是真正的经济利润。如果把贷款利息优惠、资源占用等隐性成本算上，国企的利润是负的。”
市场经济需要有公平的竞争，是已达成的共识。但如果要在“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下”保持“国有经济的主导性作用”，张维迎认为只能靠特权——政府赋予的排他性地位来保持。“那么公平竞争就是不可能的。”他说，尽管“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国企主导下同样可以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被很多人忽视的另一个问题是，由于国企的存在而导致的不公平竞争，使得好多民营企业家的潜能不能发挥出来。”张维迎说。
一旦民营企业家认为竞争环境不公平，如果有一些不道德的行为，心里也会没有负担，会认为“你凭关系拿到或者得到一个许可，突然之间就赚几亿或者几十亿，那我无非只是造了一点假冒伪劣产品，辛辛苦苦才赚几百万几千万。”
但张维迎也承认，并非每个企业家都如此扭曲，中国企业家团体中也有积极的力量，靠的是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和创造性获利。
“国企的大量存在，影响着整个社会生态。”这个判断，张维迎一直坚持。“政府给国企大量补贴，一些民企潜能又不能很好地发挥，整个税基又缩小了。”所以他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国企的大量存在其实削弱了政府的力量。
目前，中国的国企开始试点混合所有制改革。
“但是如果有了国有企业，有了政府赋予的特权，好多民企也是通过跟国企搞所谓的联合来生存发展，实际上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瓜分国有资产，然后跟政府搞一种特殊的关系，得到特殊的许可。结果是，企业家精神的丢失。”张维迎建议的国企改革一揽子方案可谓 “狠”：先推动国企上市，然后国家控股减持，从70％到50%再到40%，然后民营企业家进入董事会，慢慢开始从有发言权到政府完全退出。“即使有些企业国家仍然要保留一些股份，我觉得最好是国家通过机构持股，但不作为直接的股东，不参与正常的公司治理，只通过投资分享红利。”
他希望未来十年，国企占GDP的比重能在10%以下。
张维迎对国企改革的犀利言论，正如30年前他参加激荡人心的莫干山会议提出对价格改革“放开”一样大胆。那次可称之为启蒙的会议，与会的学者和官员讨论的价格双轨制改革带动了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
张维迎认为，国企改革是现在改革的一个突破口。“如果不推动国企改革，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不可能的。”
他不认为有哪一个行业是民企不能做、做不好的。“我们现在好多行业，如果真正放开竞争，它们的集中度将会提高。国企改革就是政治决心。”
“市场先生”捍卫市场观/
近几来，张维迎对于任何关乎经济学以及政治学、社会学甚至哲学的讨论和争论，给出的答案都不离“市场”左右。他就像拿着一柄刻着“市场”俩字宝剑的卫士，以不变应万变。
与林毅夫的碰撞也是如此。他也因此被冠名为“市场先生”。
他认为在人类的发展过程当中，市场经济是每一个大众幸福感最强的一个阶段。对于“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争论，张维迎更关心的是前述的“理念”，因为“理念”关乎制度变革，这是他和杨小凯一直坚持的重点。
他说，前25年的改革，是新的理念战胜旧的理念，理念战胜利益。“邓小平的改革其实就是理念导向的。”
“过去10年，理念倒退了，或者说是我们失去了理念。”他说，很多政策是利益主导了理念，不谈是非只谈利害。“尤其如果上面没有很好的理念，下面的政府部门和官僚就变得一味追求更大的权力。”
他认为理念最重要的一点，是相信人的自由是非常重要的。“人的创造力只有在一个自由、竞争的社会中才能迸发出来。相信市场是推动人类幸福、技术变革和社会进步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张维迎说，这一理念是最重要的，如果对市场本身没有信心，就会把出现的很多问题归咎于市场本身。
张维迎曾称，一些经济学家并不懂政治学。梳理他的观点，经济学与政治学其实是紧密相连的。在其看来，市场是与自由划等号的概念。“市场是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每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好判断者。”
不过，他也强调了市场包含的另一面：“自由市场不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自由市场本身意味着你尊重别人的权利，包括人身权、财产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也是法制社会对个人自由的最基本的限制。
张维迎在2013年11月的人文经济学会上说，市场有三个最重要的要素：自由、财产权和企业家精神。
“这些要素其实都需要法律的保护，这就是政府要履行的职责。”他在那次访谈中说，“自由需要法律保护，财产安全需要政府保护，企业家精神只有在相对稳定的产权保障环境下，才有可能迸发出来，然后变成创造财富和创造价值的力量。这也是政府的意义所在。”
“我还是这样认为，未来30年的前15年重点应该放在建立法制社会上，也就是说把政府的权力放在法律之下，没有任何人、任何组织可以超越法律。”张维迎说，法制建设不是政府怎么管老百姓，是要建设透明公平的规则，并且法律面前没有特权。他依然坚持保护产权、加强法治、维持社会秩序。
他说，真改革就是政府把权力放给民间、放给市场。“这其实也是我们过去市场化改革的一条主线。过去30年的发展正是依照了市场逻辑。”而市场的逻辑是创造财富，不是分配财富。
对于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张维迎和社科院教授雷颐的观点相同，从一开始提出这个概念，他们就不认同。这也是他和林毅夫争论的一个观点。
雷颐认为，3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功，得益于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贸易的发展。“不要以为中国有多特殊。”张维迎说，中国对公司的审批，西方以前就有，几百年前还需要国王特许审批就是活生生的历史。
人类社会过去在两三百年中已经有过一些基本的理念，如果不接受这些理念，就没有办法改革。张维迎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也因此遭到强烈批驳“照抄照搬西方”。
“就像盖大楼一样，力学和材料的一些基本原理都是一样的，虽然这座大楼可能盖在不同的方位上，地基厚度不太一样。”张维迎除了坚持己见，还是坚持己见。
市场经济需要政府维护/
谈到政府与市场、与企业家的关系，林毅夫称，张维迎误解了他，他的意思并不是“倡导由政府来决定哪些产业符合比较优势”，张维迎根据过去的经验对 “有为政府”作了“字面的片面理解”。
张维迎没有说过 “不需要政府”，恰恰相反，他认为市场经济制度的维护需要政府。但是，他心中的“有为政府”，不是直接“制定产业政策”之类的停留在“术”层面的机构，而是保护自由、保护财产权。
“这是政府存在的最重要的作用。”张维迎说，只有在财产权得到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市场才能够有效运行。“政府应该建立一个有利于市场有效运作和企业家创造财富的制度环境。”
张维迎一直认为企业家是创造财富的主力。林毅夫直接提出，企业家也会利用各种理由寻租、绑架政府来谋利。
“2008年这场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就是华尔街的金融寡头绑架美国政府政策的结果。所以，政府固然要给企业家的创新提供自由的环境，但是，政府也要提防被企业家绑架。”林毅夫在FT中文网上的解释中写道。
张维迎恰恰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经济的结果。“什么是次贷危机？简单地说，就是有些人借钱买房子之后可能还不上钱。问题是，当初他买房子的时候为什么有人愿意给他垫钱，没钱买房的人为什么银行会给他贷款？”
一个买不起房的低收入者，银行当然可以拒绝贷款，因为他的支付能力不够。“但是美国有这样的法律，要求银行必须贷款给没钱买房的低收入者，所以就形成了没有能力买房子的人都在买房子。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恰恰是政府对金融和房地产市场的干预造成了次贷危机。”
对于企业家到底和政府该保持什么样的关系，张维迎的思考是，企业家不可能完全脱离政府。他说，“但另一方面，企业家跟政府关系不能太紧，如果关系太紧容易出问题。”
市场捍卫者张维迎，对全球市场经济现状的理解也不同于舆论层面。
“必须强调一点，现在全球都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包括美国。”张维迎认为，市场经济最主要的交换手段是货币，而现在全世界的政府都在控制货币。“货币最初是自由生产而不是政府垄断印发的。”
“中国距离真正的市场经济还很远。”张维迎承认中国取得了很多进步，一些消费品市场的进步比生产资料市场的进步要大得多，一般性产品比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等基础型产品市场要进步；产品市场比要素市场要进步，即使是要素市场以及信贷和资金领域，也有很多进步。
“整个改革的30多年，的确是从计划经济往市场经济的方向走，但是首先在产权制度上就不能叫市场经济，如果国企占GDP比重超过10%就不叫市场经济。此外，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还很多，结果是中国大量的企业家做决策时，首先不是看市场，而是看政府。这是一种有市场要素的管制经济。”
张维迎与林毅夫等经济学家的争论，最核心的仍是他对自谓纯粹市场的追求与捍卫。他说，学者如果为了迎合政府的某种偏好或政府政策而建立理论，或者迎合大众或所谓民粹的一些东西，都是不符合学术精神的。
张维迎的观点正确与否，留待历史考察，但他对市场的理解以及30年来的执着捍卫，也许是他一直以来备受争议的原因。不过他并不在乎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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