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今年７月１３日以来的短短一周，就有４名官员独董申请辞职。在中央强力反腐的背景下，官员独董“离职潮”进一步发酵，然而，仍有一些官员独董在自己从政时所在的行业或地域范围内发挥“余热”。但究竟是发挥“余热”还是兑现“期权”？对此，外界难以知晓。
百余名官员独董辞职 规范快速显效
就在中组部强调对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进行集中规范清理的当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２２日晚间辞去民生银行独立董事职务。
自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９日，中组部下发被称为１８号文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后，全国共清理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４万多人次，其中省部级干部２２９人次。
“即使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党政领导干部到企业兼职，也有三年的‘锁定期’，且不得收取报酬。”一位已辞去独董职务的专家对记者表示，不断加速的反腐之风令１８号文的威力在２０１４年快速显效。
数据显示，从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９日至今，沪深两市共有近３００人主动请求辞去独董岗位，其中至少１２０名是官员独董。
其中，贝因美的独立董事张建平、新华医疗的独立董事朱德胜明确表示因１８号文的要求，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任何职务。
还有多少官员独董在发挥“余热”？
从官员独董的上位路径来看，有从国有企业下海的“商官”，例如原南京供电局副局长顾自立，后来担任南京新联电子的独立董事；有兼任学者身份和行业协会的，例如巴曙松和宝德股份独立董事、煤炭工业部科技司原司长胡省三；也有转行去律师事务所或会计师事务所的“专业人士”，比如曾任国家审计署新闻通讯审计局副局级审计员的刘素英，后担任中视传媒独立董事和宁波银行外部监事。
究竟中国资本市场上有多少官员独董？根据２０１３年年报数据显示，曾经在党政机关或者公检法系统有过任职经历的官员独董超过９００人，这些独董分布在约８００家上市公司中，也就是说平均不到３家上市公司就有１人次的官员独董。
从目前的统计来看，截至今年６月，官员独董中选择提前离任的仍只是少数，绝大多数仍然在任。
经过十多年的执行，独董制度已越来越受质疑。“明明应该代表中小股东利益的独立董事却又起不到制约大股东的作用，原因在于中国独立董事是董事会任命的，这就难以保障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表示。而如此规模和盘根错节的独董数量与独董任职生态却令市场惊讶。
政策落地才能遏制政商“旋转门”
官员独董的限制令其实由来已久，２００６年的公务员法以及中组部所发布的相关规定中都对这一现象有较为具体的限制规定。但从现实看来，推进有困难，可见其中的利益关系之深与监管阻力之大。
专家指出，这种政商“旋转门”已沦为特权阶层的福利。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官员可以利用他们当年在官场上结下的丰富人脉资源给公司输送特殊利益，从而造成市场的不公平竞争。但因缺少有效的监管和规则的隐蔽，极有可能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表示，虽然大部分退休官员做独立董事勤勉尽职，为公司发展献计献策，但毕竟曾经担任过领导，难免有瓜田李下之嫌，易被认为通过公权力的延伸获得个人收入，同时还可能导致公司之间甚至是独立董事之间的不公平竞争。
显然，规范官员独董光靠官员自律不行，法律法规政策落地是关键。比如加大独立董事的违规责任，杜绝“权大于责”；对走出“冷却期”的退休官员也要进一步加强去向追踪，使制度真正得到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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