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繁多的案例中，证券时报记者抽丝剥茧，筛选出最具代表性的五大“老鼠仓”模式。
随着监管方式日渐成熟，各类违法者不断闯入公众视野，涉及的金融机构从业人士也越来越多。不少业内人士称，只要制度有漏洞，面对高额收益和相对低廉的违法成本，依然有各类金融从业者“前仆后继”。
证券时报记者梳理近年曝光的案例发现，各类“老鼠仓”案件不仅牵连当事人的配偶、父母等亲人，还涉及他们的朋友圈、校友圈、生意圈等各类圈子。
方法一：手握重金 获取先机
手握重金的资产管理人一直是资本市场瞩目的焦点，其中的佼佼者更是身兼资金和信息双重优势，他们的一举一动自然会引发市场的猜测和跟风。
资产管理人便是“老鼠仓”的高发地带，部分资产管理人一边指挥旗下巨资挥斥方遒，一边察市场之先机让私人账户提前精准踩点。
深圳某私募基金经理告诉记者，在”老鼠仓”的运作模式中，最常见的是投资经理以配偶、父母等亲人、朋友或第三人账户，先于或同步于自己所管理的基金建仓时点买入个股。
中国内地证券市场首个被查出的“老鼠仓”就是如此。2007年5月，上投摩根基金经理唐建以其父亲和第三人账户，先于基金建仓前买入新疆众和，获利逾150万元。最终，唐建被公司辞退、取消基金从业资格、遭终身市场禁入，同时被没收“老鼠仓”获利并罚款50万元。
大多被曝光“老鼠仓”的投资经理人与唐建案的操作手法相似，包括南方基金原基金经理王黎敏、融通基金原基金经理张野、国海富兰克林原基金经理黄林，以及近年来引起高度关注的李旭利案等。
业内人士承认， 基金内幕交易和关联交易这一顽症的原动力，和基金经理接近市场，具有比常人更多的个人获利机会有关。
这方面，券商“老鼠仓”第一案的主角、西南证券前副总裁季敏波的手法更为典型。
2011年4月，为了让“老鼠仓”能够低位吸筹，季敏波不惜用公司自营资金进行砸盘，在当日开盘集合竞价前，向交易员下达将西南证劵所持有的44.98万股景谷林业一次性全部清出的交易指令，让景谷林业上演了开盘后瞬间跌停的壮观场面，从而引起了监管层注意。
2012年，季敏波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宣告缓刑3年，并处罚金60万元。
一贯稳健的保险资金也有“老鼠仓”出没。今年以来，平安资管原投资经理张治民及国寿养老前权益投资部总经理曾宏均被曝光涉嫌老鼠仓。
据悉，曾宏伙同其妻刘某在外开设“王某”股票账户，操控该账户先于、同步于或稍晚于其负责管理的年金账户买入或卖出股票79只，趋同交易累计成交金额约2.97亿元。
方法二：消息灵通 精准潜伏
在信息就是生产力的年代，只要提前掌握上市公司的重大交易信息，即便不能直接指挥重金进出资本市场，也能在证券市场轻易获利。
“分析师独立董事第一案”就是利用职务的信息之便非法牟利的典型案例。两年以前，不少上市公司热衷聘请知名行业分析师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杨治山便一度身兼中信证券研究部质量总监、电力行业首席分析师、漳泽电力独立董事三职。
2011年4月中旬，得益于独立董事这一职务，正在谋求资产重组的漳泽电力主要负责人与杨治山就公司的重组方式等问题进行探讨。获知该信息后，杨治山指使李某在上海某营业部开立证券账户，并借用李某账户共计买入漳泽电力股票268.25万股，买入金额约1500万元。2012年5月，证监会通报该案，杨治山被公安机关刑拘。
在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的过程中，部分身兼信息、资金和权力优势的政府官员们也悄悄伸出了黑手，凭借或主动获取、或被动“赠送”得来的消息在股票拉升前精准潜伏。
2007年7月4日，中山公用披露重组方案并停牌，次月复牌后公司股票价格罕见连拉14个涨停，较停牌前收盘价上涨了约2.8倍，而时任广东省中山市市长的李启红因在停牌前精准买入该股被监管层盯上。
据调查，李启红在2007年6月获知中山公用事业集团将和中山公用科技资产重组的信息，并收到了该公司董事长谭庆中关于购买股票的“建议”，便与其丈夫、弟媳等人购买中山公用的股票，共筹集投入670多万元。
2011年，李启红因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及受贿罪，被判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2000万元。
方法三：私下联合 相互抬轿
通过相互抬轿来提升基金业绩，已经是业内熟知的利益输送手法和老鼠仓构建模式。
为争取排行榜的较好名次，同一公司的基金经理有的私下联合，互相抬轿。为了崭露头角，很多基金公司也不惜重金打造明星基金。
深圳创卓投资经理秦国斌表示，不管是基金经理私下联合互抬轿子，还是基金找关系甚好的私募担当接盘者，目的往往是为了突出某一两只产品在特定时间的优异的业绩，为后续发行新产品做广告，以募集更多资金。
上述私募人士透露，过去，这种操作手法一般是让“明星基金”先行潜伏在一只股票中，其他基金先后进入拉升股价，达到一定程度后明星基金先获利出局。而现在的普遍做法是，同门基金之间进行互相轮流抬轿。“某只基金先行进入，并联合券商发布报告造势，待该股票开始得到市场关注后其他基金介入。”
利益输送也是基金抬轿的动力之一。业内人士透露称，基金管理公司与代销银行、托管银行；公募基金与各类型私募基金、上市公司之间都存在不同形式的利益输送行为，比如：基金公司在券商股东席位频繁交易，创造佣金收入向券商股东输送利益；基金公司利用管理的公募基金产品向社保基金组合利益输送。更加恶劣的情形在于，公募基金在高位接盘私募基金炒高的个股，相关基金经理或负责人得到好处费，这就属于明显的违法行为。
“公募基金老鼠仓的存在，与当前国内公募基金的游戏规则有关。”秦国斌称，目前国内基金管理费的收取与基金业绩完全脱钩，基金公司关心的只有份额和规模，而非业绩，只要基金的份额不缩水，基金公司就能持续地收取管理费用。也恰恰是在这种毫无压力的制度中，基金经理不必担心基金资产利益受损，倒是可以利用所管理的基金仓位来为个人服务。
一位业内人士直言，在这种模式中，公募开放式基金拉高股价，一对多理财专户借机出货的现象不少。
2013 年，原招商基金副总、专户负责人杨奕涉嫌“老鼠仓”被调查。根据证监会披露，杨奕涉嫌亲自下单或者伙同他人，买卖相关股票，涉案金额达3亿元，涉及股票40余只，利用其管理的专户违法所得一千多万。
与公募相比，专户无仓位限制，无个股持股比例限制，灵活性更大，受法规或合同本身的限定较少，投资范围更加宽泛，这也使得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大于普通的公募基金。
方法四：幕后黑手 监守自盗
资本市场中，拥有职务之便的金融中介机构从业人员也有伸出黑手非法获利的情形存在。
2011年年底，时任东北证券保荐人秦宣就因“监守自盗”、利用其掌握的未公开信息大肆获利而被证监会起诉、通报。
在2010年9月~10月推进的西南合成重组项目由东北证券担任独立财务顾问，秦宣则担任该项目的主办人、现场工作负责人。在工作过程中，秦宣获取了西南合成重组的内幕消息，并将该信息泄露给其朋友周某。泄密同时，他还利用“任某某”账户内幕交易买入9万股西南合成，交易金额140万元。
一位不愿具名的大中型券商投行人士指出，作为保荐代表人，秦宣理应知道国家禁止内幕交易的相关规定，但其仍将内幕信息泄露给他人，还自己操作账户买入相关股票。一方面说明他对内幕交易的法律意识淡薄，另一方面说明国内对内幕交易违法者处理不严，使其没有敬畏之心。
事实上，在上市公司重大重组或利好消息前，公司内部高管、员工及金融中介机构相关人员提前买入，这种现象并不偶然。
不过，这些坐拥职务之便的人却不是总能获利。比如，ST兴业前董事长秦少秋以其控制的北孚集团炒作ST兴业重组，然而相关的江苏银洲置业集团借壳ST兴业上市失败，北孚集团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亏损208.67万元。事后该公司和秦少秋本人合计还遭受70万元的罚款。
方法五：瞄准漏洞 借力捞“利”
当事人利用制度漏洞，通过空手套白狼的方式赚快钱也是非法获利的一种模式。前易方达债券基金经理马喜德便因此获罪。
在2008年3月到12月期间，马喜德和同伙串通配合，涉嫌挪用银行、任职公司的35亿元资金，先后操纵200余次债券买卖，将原本应属于银行、易方达等公司的债券利益输送给了其同伙公司，共牟利4900万元。
业内人士表示，4900万元对运作数百亿投资的马喜德及其同伙蔡国辉来说，只是在为公司投资时“顺便”赚的零用钱。
据了解，马喜德和同伙蔡国辉是在一次债券远期交易培训会上认识的。熟识之后，两人便达成如何赚钱共识，蔡国辉将自己注册的长沙摩根公司通过增资扩股获得了交易资格，同时将部分股权所有者变更为他的家属。自此，他们便利用债券交易规则的空子，通过银行间债券市场赚钱。而这家公司也成为他们瓜分利润的收钱利器。
而马喜德和其团伙的具体运作分工十分明确，马喜德在北京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和专业知识，负责债券交易的指导，包括券种的选择、买卖时间，在长沙的其他人则听从其意见落实具体交易。利润方面，马喜德约占五成，其他人共占五成。
对于钻制度空子，蔡国辉等人也作了正面回应，“长沙摩根公司虽然没有为债券交易投入自有资金，但利用了当时的交易规则，只要正确判断了债券涨跌趋势，以先交券后付钱的方式买入，以先付钱后交券的方式卖出，不需投入资金也可以买卖巨额债券实现盈利。”
在债券市场中，万家基金前债券基金经理邹昱，以及中信证券的固定收益部前执行总经理杨辉也因涉嫌利益输送被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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