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利率市场化的“他山之石”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近期透露存款利率放开很可能在最近一两年内实现。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入提速期，美国和其他国家利率市场化的经验则可以成为中国改革的“他山之石”。

　　利率市场化有助于减少金融体系内的扭曲并帮助资金成本合理定价，中国目前贷款利率和同业拆借利率已经市场化，放开存款利率限制将成为利率完全市场化的“关键一跳”。美国是利率市场化改革启动较早的国家，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往往是在压力倒逼之下采取了渐进式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步骤。

　　美国《１９３３年银行法》中的“Ｑ条例”设立了存款利率管制上限，其初衷是为了降低银行资金成本和避免金融机构过度竞争，但到了上世纪６０年代后期，美国通胀压力高企，居民储蓄意愿下滑并寻找其他高收益的投资渠道，货币市场基金在１９７１年登上历史舞台。美国从７０年代开始修改Ｑ条例，但数度提高存款利率上限仍无法根本性解决存款搬家和金融脱媒的难题，在１９８６年最终废除Ｑ条例。

　　目前国内以余额宝为代表的“宝宝军团”兴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级经济学家孙涛告诉记者，“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中美两国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都是在利率处于较低水平下、投资者寻求更高回报的结果，从１９７８年７月开始，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开始超过最高存款利率，负的存款利率是任何存款人都不愿意看到的，于是满足投资者需求的各种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便应运而生，货币市场基金没有存款准备金的要求，对回报率也没有限制，发展势头迅猛。

　　利率改革牵动经济神经中枢。在操作路径上，美国等国的利率市场化历时多年并经历多个步骤。外交学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欧明刚等专家介绍，美国存款利率管制上限废除经历了“先大后小”的策略，首先取消的是１０万美元以上的大额存款利率上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驻华代表费达翰指出，美国首先放开贷款利率，德国首先放开存款利率，但两国都是在放开小额短期存款利率之前，先放开大额长期存款利率。

　　中国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此前也表示，中国存款利率的放开宜按照“先长期后短期、先大额后小额”的思路渐进式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研究室主任彭兴韵表示，中国存款利率放开不必一蹴而就，可以首先把允许各银行将存款利率在基准利率基础上的最高上浮空间从目前的１０％进一步扩大到３０％甚至５０％。

　　改革需要应对风险，利率市场化改革亦不例外。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陆瑞安等专家提醒，美国废除“Ｑ条例”恰逢美联储提高利率以对抗通胀的时间点，大量储贷机构大幅提高存款利率来高息揽储，造成资金来源的成本攀升，其贷款主要投向却是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以较低利率发放的定息长期房贷，“借短贷长”的业务模式造成明显的“期限错配”风险；为弥补损失，在监管不力的背景下，这些机构又将大量新贷款投放至地产项目和经验不足的债券市场中，美国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后期至９０年代中期出现“储贷机构危机”，共有上千家中小银行倒闭。

　　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速度过犹不及。费达翰认为，利率市场化改革不当可能导致金融动荡，土耳其在１９８０年迅速放开存贷款利率，银行和经纪公司开始高息揽储，却不考虑如何使用这些存款，最终导致长达两年的金融危机，一些小银行和经纪公司破产，土耳其被迫重新启动利率管制。韩国的利率市场化也经历了和土耳其类似的先开放、后管制、再开放的曲折路径。

　　利率市场化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在美国废除Ｑ条例之前，存款保险制度已经成形并运营了约半个世纪。孙涛指出，存款保险制度至少可以保护中小银行和储户的利益，它的建立有利于控制因存款利率过度竞争带来的风险，该制度的建设至少要和利率市场化同步进行。

　　陆瑞安认为，存款保险制度和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将能够帮助储户和银行更好地监控风险和进行风险定价，此外中国应当吸取美国的经验，要对存款保险制度保护伞下的银行加强监管以避免监管套利，同时要对货币市场基金和理财产品市场加强监管。

　　专家表示，各国的国情和金融市场的发展阶段不同，推进利率市场化可借鉴国外经验，但也可以有适应本国实际情况的差异性安排。欧明刚还表示，在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中，存款人应提高自身的风险评价和风险承受能力，银行也应当提升其产品定价等能力。彭兴韵强调，在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金融机构也需要完善自身的治理结构并丰富风险管理手段。